文\海南日报记者 文刚  实习生 吴英模 　　30年前，无论是城市或农村的学校里，都会看见这样一段著名的语录：“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毛泽东”。 　　这是当时党的教育方针。在学生的日常学习中，劳动实践也就成为必不可少的内容。那时候流行一句话，是“到三大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去锻炼自己”，即当年最流行的“学工”、“学农”、“学军”。多年之后，当年的亲历者重新审视那个学习实践狂热的年代，有苦涩，也有令人值得回味的青春记忆。  　　原琼山新坡中学70级10班班主任、现已退休的海南师范大学副教授陈信芳说，这里所说的“劳动实践”和现在的“德智体美劳”中的“劳”还并非一回事。现在的“劳”就是学生的劳动课，由老师指导，在课堂上教学生做做手工而已。而过去的劳动实践必须把学生们带到广阔天地中去实地参加生产劳动，接受劳动锻炼。 　　改造：最先从教材铺开 　　11月22日，一个周末的上午，阳光暖洋洋地照在新坡镇古老的青石板路上。38亩大的新坡中学土地上，早已不见了过去的踪影。当年72级学生王宏谟、郑作光、周立新和73级学生周汝本再次来到这里探望母校。 　　一切都需要改造，尤其是思想。从“文革”开始，工农兵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许多年轻人，包括中小学生，都积极投身于学工学农与学军的各种活动中。 　　教材当然是首先需要改造的。10班班长王宏谟清楚地记得，从1970年代开始，课程除了政治、数学、外语和体育外，还有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课程被简称为机电课。从内容编排上看，这门课大概是用来替代物理课、化学课和生物课的。不过，课程中增加了很多涉及工厂和农村的劳动实践方面的内容。体育课中也增设了军事操练项目。 　　学工学农与学军的活动，就这样在学校里全面铺开了。“那个年代，生产实践和体力劳动者被认为是最崇高的。于是，课程中的内容一定是要与其挂钩的。当时年纪小，只是觉得新鲜和好玩。除了数学课外，我对机电课很有兴趣。”周立新说，当他们在初中时，就在老师指导下组装了收音机，这在当时的农村是很稀罕的。“也应该承认在其中学到的很多内容确实丰富了自己的知识，特别是感性认识。这些知识和经历甚至对我一生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后来的周立新从军做了一名工程专家，颇有建树。 　　“任课老师多有着丰富的农村劳动经历，胜任农基课自不待说。工基课可就难为了老师们。围绕着各门课程内容，学校经常组织我们去工厂和农村实践，或者请来工农兵现身说法，给同学们讲解和演示。学校还购置了一些仪器设备，提供最可能的实验条件。”周汝本补充道。 　　学工：漂亮女生受欢迎 　　大家都觉得，学工要比学农好玩得多。当时强调要“开门办学”，就是说不能只在学校里培养学生，必须让学生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在9班班长郑作光高中阶段的数学课里学到怎样画三视图的时候，学校就联系了县农具厂，让他们去那里学工半个月，亲眼观察三视图在工厂的具体运用。 　　郑作光回忆说，1971年下半年，他被安排跟一位开车床的师傅学习。师傅是个复员军人，喜欢说笑话，经常在上班时间与同事聊天。他去了之后，师傅偶尔也拿他开开心，但却从来不教他怎么开车床，甚至连他主动要求帮忙擦拭车床也不让。师傅说，你最好离车床远点，万一伤了你或电了你不好办。学校让你们学工简直是拿学生寻开心，学生不认真在课堂里读书，来工厂瞎逛算个什么事？ 　　尽管如此，郑作光和同学们还是喜欢学工生活，每天不用上学，不用做作业，在厂里被当作客人对待，尤其是那些漂亮女同学，更是处处都受到工人的欢迎，每个车间都抢着让女同学去他们的车间。他们这些男生尽管不很受欢迎，同样自我感觉良好，每天可以像大人一样去工厂上班下班，很有成就感。　　 　　学军：瞄了半个月开了三枪 　　周汝本说，从初中开始，学校里就经常进行学军的活动，甚至会突然进行紧急集合的练习，在晚上突然通知全校师生立刻到学校紧急集合，然后全校师生列队，进行环城公路急行军。 　　记得1972年前后，出现了一个新生事物———农村分校。上级指示，城市里有高中部的学校都必须到农村去办农村分校，为的是让学生在毕业前能学习掌握一些农业技术，以便毕业后能更好地走与农民相结合的道路。 　　新坡中学积极响应号召，立刻就在离校3公里的旧村建了分校，毕业班学生分两批前去学习，每批为期三个月。由于是新生事物没有经验，就先安排学军半个月。附近的高炮团派来了军人，给每位同学发了一把步枪，简单的列队操练和说明后，就让他们爬在地上对着靶子练瞄准。瞄了半个月，枯燥得要命，终于等来了实弹射击的兴奋时刻。 　　周汝本终于有机会扣动扳机，射出了有生以来的第一颗子弹，扣动扳机时的后坐力让他明白实弹射击练习和没有子弹的瞄准练习完全是两回事。可惜兴头刚起，每人规定的三颗子弹已经用完了，此后再没有过实弹射击的机会。 　　学农：惊险转弯 身体被拖拉机抛出去 　　周立新说，农村分校第二个大的学习课程是学开手扶拖拉机。学开手扶拖拉机有两大难关，第一关是发动关。将一个铁把手，套在柴油发动机的大转盘上，用力摇起，由慢到快，直到发动机“突、突、突”地发出吼声，冒出浓烟快速旋转为止。这时最关键的要能熟练地将铁把手从高速旋转的发动机转盘上取下来。这是最危险的时刻，后来有位同学不小心被飞速旋转的铁把手打断了手臂。 　　第二个难关是用双手通过操纵杆扶手而不是方向盘将拖拉机转弯，而且是转一百八十度的弯。也许由于营养不良的关系吧，当时十五六岁的孩子大多比较瘦小，有位学生转弯太急，身体被猛然转动的扶手抛离了座位，差点被后面的车厢压住。 　　由于出现了这些惊险的场面，学校不得不取消了这项危险的学习项目。除了集中起来上政治课，再也想不出什么其他通用的项目可以学了，便把他们分散到各生产小队，跟随农民们一起学习干农活，养猪，喂鱼，施肥，播种，剪枝嫁接，防治农作物的病虫害等。 　　实践：阶级斗争是重要内容 　　几位同学现在还记得，旧村劳动分校座落在一个山坡上，高处原有一座庙，作了男生宿舍。因为每次两个班，上百人都有，农户家里根本安排不下，剩下的就住在庙里。于是男生就在庙里打地铺，每排可睡八九个人。场地北侧的一排房子是伙房，在伙房班劳动的同学每天要早起为同学做饭，其他同学也要轮流早起帮伙。 　　当年只有羊肠小路，满是鹅卵石，汽车很难走。班主任陈信芳老师开拖拉机拉劳动所需的物资，王宏谟赶着牛车为同学下山买菜。“我们的劳动有上高山砍竹子，它可以用来做饭，编箩筐，当年砍完了打上捆，背下山，还称称份量。我记得曾经砍过100多斤竹条，也不知道哪有这样大的力气。”王宏谟说。 　　谈起当年吃过苦，王宏谟仍一脸豪情。“每年农忙时，我们都会到农村去参加劳动，主要是收割水稻。在地里，同学们你追我赶，热火朝天，欢乐有趣。尽管腰酸腿疼，皮肉上还被划了许多口子，可大家都没有畏缩和抱怨。谁也不愿意是一个娇滴滴的、好逸恶劳的小资产阶级分子”。 　　陈信芳说，学生去工厂和农村劳动实践，阶级斗争从来就是重要内容。在工厂，同学们列队站在轰响着的车间里，听心红志坚的工厂老师傅介绍厂史，讲述资本家的不义及其压榨工人血汗的罪行；在农村，同学们围坐在带茬的田地里，听苦大仇深的农村老社员，声泪俱下地控诉地主的不仁及其盘剥农民粮租的恶事。口号声中，阶级斗争教育撼动着孩子们幼小的心灵。 　　“学工农、学军的学制教育，如火如荼般地在全国各地开展着，持续了好些年。直到改革开放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些学校还延续着这种活动。多年以后，当人们重新审视这一切时，突然发现有些方面可能做得过头了。”陈信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