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家可能不懂得理论，但文学是需要理论的。没有理论的文学，就像行走在没有航标的河道上，久而久之，只能随波逐流，泯然于时代洪流之中。汉代素淡疲弱，而有三国“建安风骨”；魏晋绮靡虚华，而有唐宋古文运动；明清烂熟朽腐，而有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无不是当世风浮荡、文体不振时，有大家卓然而立，挥臂疾呼，从而别开生面，焕然一新。 　　进入21世纪，中国新诗早已自成格局，古典诗词与传统诗歌式微成一片落叶，徒有其形，却几如标本，没有了生命力；小说在“先锋”与“现代”熔炉的冶炼下，也迎头赶上，与西方作家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可是，散文呢，公文写作的心态与式样扎入其脑海，渗透其骨髓，使得中国散文创作仍是“公文”示范，散文已到了匡扶正道的关键时刻。 　　周闻道认为，在场主义应关注身边最感疼痛的问题，而不是流行的、华丽的、自己并不熟悉的那些元素。他强调介入。介入是在场之门。介入的使命是承受，是担当，是切入并打破话语体制的封闭性。他反对将散文写成“诗余”“小说余”“杂文”“玩字”，这样只会让散文软化、轻化、固化、窄化、边缘化。于是，我们看到，周闻道从自身所遭遇的疼痛出发，用笔扎入最深处的痛，呈示出一份具有精准记录与奇异感受的在场档案。 　　毫无疑问，在场主义并不是要求把散文写成一篇干涩乏味的说明文字，而是追求发现、崇尚精神的一次审美旅行和叙事探险。“有没有发现，是散文及散文作家高下的分野，甚至是散文与散文作家存与与消亡的根本原则。”（在场主义散文丛书《总序》）发现既是起点，又是结果，对于写作来说，它是一切。在《七城书》“经秋植物”小辑中，我读到的是满纸发现，满篇旖旎。 　　“尽管，今年秋天下雨，滥了秋，入秋以来一直阴雨绵绵，拖延了秋天的脚步。但是，节令的定数，却改变不了。水稻的灌浆，壮子，成熟，翻黄，都在坚定的节拍中完成。”（《稻子》） 　　“在藤和叶攀援到一人多高后，藤蔓间就悄悄地长出了一些花，淡黄色的，细致，纤巧。直到此时，回过头来，看苦瓜走过的路，都是一路的春风得意，与苦沾不上边。”（《苦瓜》） 　　每个人都有与植物发生的故事，都有自己最喜爱的植物，查查辞典，也都能知道银杏是落叶乔木，玉米是一年生草本植物。然而，要探究紫薇面对欲望的困惑，要修炼栽桑养蚕的生命功课，要明白节令的定数是改变不了的，要看到苦瓜春风得意的生长之路，没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和一颗善感的心灵，是不可能的。 　　周闻道深信伏尔泰说的一句话：“眼睛就是我们的圣经、上帝和祭坛。”当然，不仅仅是指肉眼。他不忘补上一句。 　　如何在一株植物上寄寓自己的精神，如何在乡村的小径炊烟间找到自己迷失的灵魂，如何在日渐零落疏离的三姑六舅中，拾起亲情消逝与家园瓦解的悲悯……我们连篇累牍、产量甚丰的乡村散文，仍需要更多、更智慧的发现。 　　智慧来自于生活，尤其来自于阅读。生活可能不是自由的，但阅读一定是自由的。阅读的自由可以铸就一位作家写作的自由。拿在场主义的标准来衡量，没有发现的表达不是表达，缺乏自由的写作也不算是写作，就像自说自话并不是文学一样。在“智慧的地址”这辑随笔中，我们看到写作的自由所能进入的维度和所能抵达的限度。 　　我与闻道兄并无直接的写作心得的交流，但通过读《七城书》，通过对他的在场主义的理解，我认为，我们最相投契的一点是，都追求文字写作中的思维含量，都更为喜欢在感性基础上富有智性的作品。“在场写作的精神，以作家个人的立场，关注共同的命运为存在方式，是对生存意义的追问，对真实人性的剥露，对生命终极价值的关怀，对人类终极家园的精神诉求，对生存与存在根本问题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