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国庆节我家举办了两个庆祝活动，一是父母结婚54周年，一是父亲入党60周年。这两个值得纪念的大事，让父亲收获了生命最完美的果实：拥有一个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老伴；45年从政生涯廉洁奉公，得到群众的拥护和信任。他是1950年建国后第一批公开建党时在学校入党的学生党员。在父亲的心目中，他更看重入党60周年纪念。为此，他还写了一篇纪念文章，我在给他整理、打字过程中，深切地感受到了父辈的理想、信念和追求。那种渗透到他们骨子里、血液中的精神丰碑，对我来说是遥不可及的。近日热播的电影《山楂树之恋》唤起的是人们对纯真的向往，而父辈们为之奋斗的“国家兴旺发达，人民幸福安康”的大理想，大信念也如《山楂树之恋》一般纯净、真挚，令人心头一热。 　　父亲一生都在地方党委部门工作。他从一名普通的理论教员，到担任处、厅级领导工作，45年的从政经历中充分体现了党组织对他的关心培养和人民群众对他的拥护信任。我印象中最深的是他常说的一句话：共产党员必须接受严格的政治考验，并要有长期接受考验的思想准备。我不以为然，总是顶撞他说，那是特定时代的烙印，与现代人的理想追求相去甚远。他不为所动，仍然坚持他的信仰。在他的文章中写到的两段经历还能依稀唤起我星星点点的记忆，那是1961年和1971年两个不同时期、不同社会背景下他先后两次担任公社党委书记。这种政治考验的严肃性及其深刻内涵，对父亲的影响是深远的，即共产党员的个人利益与党和人民利益发生矛盾时，必须无条件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由于受左的错误路线影响，加之自然灾害严重，农业生产连续减产，是全国经济形势最困难时期。1961年旗党委书记亲自通知父亲去中和公社工作。他说：“那里急需加强党的领导，组织群众克服各种困难，搞好春耕生产，旗委决定派你到那里任代党委书记。”当时父亲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随即问书记，“我下去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书记不假思索地答复：“这要根据以后的工作需要来定，现在还是要做长期准备。”没有商量的余地。当时中和公社是全旗重点粮食生产基地之一，历年来该公社农业生产情况好坏，直接关系到全旗粮食总产、粮食征购能否完成，任务举足轻重。但是，父亲没有在农村工作过，对农业生产不熟悉。当时母亲在旗教委工作，家里还有我和姐姐两个不足四岁的小女孩，全家都下乡，实际困难不少。这在当下社会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为什么下乡工作要把全家都带下去呢？那个时代就是这样单纯。父亲没有提出任何要求，接受了组织上的安排。半个月以后就举家迁到了中和公社落了户口，开始了农村生活。在农村工作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大部分时间是生活在农民中间，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得农民的信任，他们有话跟你说，有事找你办。虽然农村工作很辛苦很劳累，和农民的感情却很深，精神上还是比较愉快的。 　　第二次派父亲到务达哈气公社工作是1971年文化大革命后期落实干部政策阶段。父亲是当地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时间比较长的旗委干部。从四清复查开始，被错误地戴上“反四清吹鼓手”“内人党三套领导班子骨干”的帽子，长时间在“群专”里单独接受军宣队、工宣队体罚和审讯，身心都受到了严重摧残。 　　1971年6月父亲得到平反，恢复了名誉，将他从劳改农场中解放出来。时隔一个月左右，身体还没有得到恢复，旗革委会政治部负责人就找他谈话，要求他到务达哈气公社任革委会主任、核心小组组长。由于那里是政治运动中的重灾区，原公社书记被挖“内人党”致残不能工作，公安特派员已投井自杀，各大队党支部都已经瘫痪，全公社农业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困难重重，任务艰巨。对父亲来说这又是一个非常突然的决定。平反后身心健康还没得到恢复，这么快就分配他到乡下工作，难免产生较大的思想压力，接受不接受这个任务？下去还是不下去？需要他做出正确的选择。最终他认识到身体有病纯属于个人问题，而且还不到完全不能工作的程度。务达哈气公社那里急需恢复党的建设，基层政权建设，急需关注那里千百口农村社员的生产生活，这是当务之急，是大局，是党和人民的迫切需要。七天后他就到公社上班去了。这一次，我们全家没有随他下去。 　　已经离开工作岗位16年，如今在海南安度晚年的父亲，内心仍然充满了大理想、大信念。他每天坚持读书看报，说起党和国家取得的成就，脸上总是洋溢着幸福和喜悦。当我们家人争论如今社会中的各种矛盾和热点问题时，他又给予解读和分析，化解我们心中的忿忿不平。他总是说，人无完人，政党也一样。在执政过程中都会遇到各种问题，是发展中必然出现的。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只要能做到心中装着百姓，廉洁奉公，不搞特权，不说假话，深入实际，就会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在群众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