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特约撰稿  周泉根

　　乱世思良相。“安史之乱”后，杨炎被新登基的德宗看中，从一左降官道州司马迅速升入台阁平章事。其所创立的两税制不惟改租庸调之弊，且一改此前中国一直奉行的“计丁而税”、“量入为出”财税传统，不仅稳住了当时的民生国本，且被后世沿用不替，实乃“适时之令典，拯弊之良图”。后获罪贬为崖州司马，赐死在离崖州不足百里的驿路上。但贬谪的根本原因乃是德宗忌刻寡恩、短视自卑所致，是历史上皇权相权之争、皇权恐惧症等爆发的牺牲品又一例证。

　　中唐税制改革家杨炎

　　隋唐至明中，海南一直是中国贬谪流人的重要去所。唐宋时期，海南贬官名单屡见位高权重的名宦。盖炎炎遐方最称政治倾轧中胜利者的打击报复之心。有唐一代贬谪海南的宰相，至少有十四位之多。开创了千年税收新模式的中唐改革家杨炎就是其中一位。

　　杨炎（721－781年），字公南，凤翔天兴（今陕西凤翔）人，祖上三代皆能持节守志，孝行弥笃，都有良好的名声。杨炎本人须眉俊美，风骨峻峙，豪爽尚气，擅长文学，词藻华美，在汧州、陇州一带很早就颇有名气，号称“小杨山人”。早期被河西节度吕崇贲辟为掌书记。有人表奏延请他做判官或起居舍人，都一一拒绝了。后为父亲守丧，住在墓前三年，人们时常听到号泣之声。服满丧期后任司勋员外郎，迁中书舍人，负责拟诏。从此开始了他跌宕起伏的一生。他一生最浓墨重彩的就是以其杰出的财政管理知识和卓越的历史眼光创立了“两税制”。这也是评价杨炎的必须属意的地方。

　　大历十四年（779年），德宗即位，其做太子时就久闻杨炎盛名且雅好杨其文采书法。有皇上青睐，杨炎在崔祐甫推荐后，很快升任银青光禄大夫、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正式成为宰相。杨炎风仪俊朗、博学善文，又早负盛名，天下人都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成为一代贤相。安史之乱给社会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天下饥疫相仍，十耗其九”。京城所在的关中平原竟至于无法自给。河朔、山东诸镇的财政大权基本上为节度使所有，不但没有丝毫的赋税交给朝廷，还要朝廷调拨费用。国家急需懂得理财的宰相。时势造英雄，这段时间，出现了李唐一代最杰出的一批理财专家，最杰出的有第五琦、刘晏和杨炎。但无论从当时政策的全面性，还是从中国封建财政的长效性看，杨炎的财税改革都大大超过了这两位。

　　杨炎上任不久，就在经济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他提出国家公赋与皇帝私产分离。得到德宗的支持。杨炎片言奏请就得以施行，革除弊政，天下颇有嘉许之声。然后他大胆创新，推行“两税法”。唐初赋税实行租庸调制，有田产就要交租，有人丁就要出工，有门户就要纳物。到玄宗末年，户籍制度废弛，租庸调制积弊难行。两税法就是要结束不合时宜的租庸制度。建中元年（780年），杨炎抛弃了唐代原来以人丁为征课标准的租庸调制，以土地、业产等财富的多寡，按每户的贫富差别进行课征。用计资而税的两税法代替西晋以来计丁而税的制度，确立了“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的征税原则。主张“量出为入”，一反西周以来的“量入为出”的财政观念。两税法大大简化了税制，便利了租税的征收，缓和了长期以来因税法败坏而激化了的社会矛盾，且裁抑急剧扩大的地方财权。当时就成效显著。杜佑曾称赞两税法“诚适时之令典，拯弊之良图”。另一方面，从财政赋税制度史而言，它实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农业税收结构由以人头税为主向以资产税为主的历史性转变，顺应了土地占有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变化趋势，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两税制为宋元明清所沿袭不替，创制之功，非炎莫属。

　　改革元勋多首罪

　　但历来改革元勋多首罪。杨炎一生两次被贬，其中一次蛰伏，一次殒命。

　　第一次被贬乃是受“元载案”牵连。此案牵涉广泛，由财政系官员刘晏主审。元载与杨炎有同乡之谊，基于杨炎的才名和吏治能力，对他亲重无比，一再提拔后者，有安排接班的意思。狱成之日，杨炎自然跟着元载倒霉，被贬为道州（今湖南道县）司马，也埋下了杨炎陷害刘晏的种子。

　　第二次被贬是在杨炎独揽朝政，尊居宰辅之后。两《唐书》记载是，为元载复仇，以莫须有罪名害死刘晏，而又诿过于德宗，德宗衔恨，起用历史上著名的小人卢杞制衡并构陷、迫害杨炎。最终数罪并罚，被贬为崖州（海南琼山）司马同正。所谓“同正”就是不能管事，只是这个名分和待遇。但德宗和卢杞等都不满于此，最终被赐死在不到崖州百里的岛上驿路。

　　关于杨炎第二次贬死的原因，史有明载，似乎无须赘议。但如果我们从贬谪文化的深层角度去思考，可能意见会不完全同于《唐书》等的评议。史书大体说杨炎被贬咎由自取，多从道德人格上去论。如说他第一次被贬起复后快入阁成了宰相，渐渐“独当国政”后便专意报恩复仇。最典型的就是构陷刘晏，并最终诬告诱引德宗赐死了刘晏。这宗冤案显然是杨炎一手策划的。但很多人认为，这是杨炎在为元载复仇，因为他是元载案的主审。事实上，刘晏任吏部尚书、时杨炎担任侍郎时，二人就已有不和。可见，杨刘之争，有瑜亮情结，一山不容二虎，况且各执帝国理财方案，岂能没有勃谿之争。笔者认为，元载之仇最多只是事端之一。当然刘晏节操人品高出杨炎许多，是另一个悲剧人物，笔者拟另辟文论述。刘晏冤死后抄家，一贫如洗，激起内外物议。杨炎“恐天下以杀刘晏之罪归己”，遂派遣使者前往各镇，将过错推给德宗。德宗惧怕此事成为藩镇里的骄兵悍将捣乱的口实，极其衔恨杨炎，但隐而未发，不再专任杨炎，先提升卢杞为门下侍郎、平章事，改任杨炎为中书侍郎，仍为平章事。卢杞成了德宗制衡甚至扳倒杨炎的急先锋。后来卢杞被认为是杨炎案的罪魁。

　　杨炎被贬的真正原因

　　但卢杞的迫害也不是主要原因，卢杞只是打手而已。卢杞本良相之后，但其奸邪阴险实在有污家声。他征收房屋“间架税”、“除陌税”，陷害忠良颜真卿，排斥宰相张镒等，可谓无恶不作。所以杨炎之死的账由他顶着最合理不过了。但这样算账显然简化了问题。德宗先解郭子仪兵权，杀刘晏、杨炎，任用卢并试图裁抑藩镇割据势力，措置失当，猜忌将领，致使战祸日益扩大。幸好卢杞被贬死，一代传奇人物李泌再度为相，北和回纥，南连南诏，西结大食（阿拉伯帝国），时局一度缓和。功成后，李泌通过德宗的信任和自己的智对，辨析了杨炎与卢杞的得失，也从侧面反映杨炎之败根源于德宗。

　　他们的对话是从德宗的浑噩不自疑开始的。德宗说：“卢杞忠诚能干，大家说他奸邪，朕一点都不觉得。”李泌说：“奸邪而让君主不觉，正是他的奸邪所在。卢杞以私隙杀杨炎，挤颜真卿于死地，激李怀光使叛。幸好陛下圣明及时处置了卢杞，否则哪来现在的安稳！”德宗说：“杨炎把朕当童子，每次论事，依他就高兴，不准就发怒要挟，他就是觉得朕没有跟他讨论的能力。所以，我才受不了他，跟卢杞陷害无关。再说建中之乱，这是天命，不是卢杞引发的。”李泌立即反驳说：“天命，别人可以说，唯独君主和宰相不能说。因为这两者正是制造天命的人。”德宗说：“朕好与人辨析事理……卢杞小心，朕所言无不从。”李泌指出：“杞言无不从，岂是忠臣？‘言而莫予违’，一定是逢迎丧邦辱国之人。”这段话不出自杨炎本传，反倒是解开杨炎被贬的真正原因。

　　对话可见，李泌乃神仙信徒，却能不言天命，可谓真正知达天命者。而德宗苛察杨炎完全是出于心理受挫，觉得自己没被尊重，其实是不识大局要害。他首恨杨炎的意见压过他，次恼杨炎在刘晏案诿过于他，三疑他与梁崇义有染。等到卢杞辈揣摩透他的心思后，难怪用“谋逆”来最后坚定德宗除杨炎的决心。成也德宗，败也德宗。然杨炎虽有个性上严重缺陷，以致《唐书》本传中都举了他当年快意恩仇几致人死的事件，欲从心理学上解释其身败的原因，甚至说他“愤恚益甚，归而得政，睚眦必仇，险害之性附于心，唯其爱憎，不顾公道，以至于败”。但这些道德人性论显然过于肤薄，忽视了历史上皇权与相权这一更根本的矛盾。皇权相权矛盾才是包括杨炎在内的绝大多数高官贬谪的最终原因。

　　杨炎死后复官，开始谥“录愍”，有人反对又改成“平厉”。这个评价显然还是从道德人性出发，而未及李泌等识见深刻。《旧唐书》总评元载、杨炎的按语也是“贪人败类”。《新唐书》虽然充分肯定杨炎的才华和治功，但最后还是归结为：“奸人多才，未始不为患，故鄷舒以俊死，而邓析以辩亡。若两人者，所谓多才者邪！”评语引用的春秋郑国的邓析，曾根据郑国现实自己造《竹书》（法律条文）大行于世，合乎历史大势，秉政的驷歂一方面杀害邓析，一方面却用其竹刑。《左传》（定公八年）批评驷歂不忠，“苟有可以加于国家者，弃其邪可也”，“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无以劝能矣”。而这个悲剧恰好体现在杨炎身上，杨炎死后，两税制坚定推行，并沿用近千年。只是唐书中看到邓析和杨炎之才，却不恤其人，识在左氏之下太多。如果从历史琐碎纷纭中抽身，从更虚灵高远的角度看，杨炎其人应该可以另有解读，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从杨炎的山水画，肯定其为人必非凡俗龌龊之辈：“余观杨公山水图，想见其为人，魁岸洒落也。”

　　较之《左传》之评价邓析、驷歂，可见唐书作者不审细节不恤人情，当政者用其策却杀其身且谥其“厉”，是不忠于心；反观李泌之评议杨炎、卢杞，可见德宗刻薄狭隘而识见短浅且不自信以致自毁干城。杨炎之败，败于相权对皇权的天然挑衅和威胁；再看奉行千年的两税制，知杨炎立功不朽；又观其诗文书画，知杨炎傲岸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