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队长名叫高金宝，十分贫苦的家庭出身，祖祖辈辈没见过什么金银财宝，故起此名招财进宝吧———他1932年出生于河南扶沟县高河套村，卒于去年冬天，差一点不到八十岁。

　　五十年代初，解放了的新中国十分重视黄泛区的复兴建设工作。1951年根据周恩来、陈云等领导同志指示，创建了关内最大的黄泛区国营农场，这地处中原的十万余亩耕地地势平坦，交通便利，横跨西华、扶沟两县，离漯河火车站不过百十华里的路程。

　　高队长就是在黄泛区农场刚建场时招来的青年农工。他大约有1.76米，身材精瘦，总是留着板寸头，眼睛不大，算不上英俊，高挑大个倒显得精明能干。由于他的“苦大仇深”“根红苗正”，干活不惜力，又“爱场如家”，农场职工和家属都叫他永远累不垮的“铁疙瘩”。1962年我下乡到二队当知青，那年他就调到新组建不久的有职工、家属、临时农工大约200来人的园艺场当上了二队生产队长。

　　那时当队长、当党员真是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我至今记得他每天总是从家属院第一个到生产队队部。那时谁也没钟没表，东方刚蒙蒙亮就起床。1962年秋天我刚下放到农场劳动，正赶上三秋，和农场夏季收麦一样，都是“龙口夺粮”紧张劳累。每天他都提着磨好的镰刀早早到我们知青大伙房门前的大槐树下，帮炊事员敲响吊在槐树上的半截废旧铁轨，然后集合我们去地里干活。

　　太阳越爬越高，“秋老虎”显威嘛，到11点都穿不成衣服，高队长只穿一个小背心，显得骨痩如柴。黄豆种在粘泥土里，几天 “秋雨连绵”，水未晒干渗透，鞋袜都不能穿。队长打赤脚，我们纷纷脱鞋甩袜。第一次干这活真不是滋味。深一脚浅一脚地紧张踏着刚割过的硬利豆茬，双脚都被扎破了。而且我抓不住粗壮又扎手的豆棵，感觉镰刀也不听使唤了。我常常一刀割不断又粗又韧的主茎。“焦麦炸豆”三秋收获季节不等人呀！绝不能丰产不丰收呀！高队长看我这个笨手笨脚的“洋学生”样子，不由一笑，干脆让我靠边去收拾割下的豆棵，去装马车算了。他一马当先，左抓右割，豆棵纷纷倒下给他让路。

　　高队长只不过进场后读了一年“扫盲班”，但他自己特别努力学习，知道“没有文化不能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道理，在田间地头歇工时都抱着课本刻苦识字学习，几年下来他基本能读报纸了。他早上上班后总是先带上植保员到“果园区”绕一圈，仔细观察果树、看果叶和果实的变化，还在小本上每天都记录下变化情况。那时喷药防护措施差，只是戴口罩和粗线手套而已。每一年近10遍的打药重活让我们这些知青学生常常望而生畏。八小时在头晒脚烫的沙质土地上（果树都种在黄水泛滥过的沙质土壤中），周围就是密不透风的蒸笼般的果园，夏秋季节打药时野草齐腰深。手举丈余的喷杆和沉重的铜制喷头，每个人还不断边喷边用手迅速扯拉着近二丈的黑色橡胶管（我们俗称皮绳），浑身上下都被这“1059”、“666”、“石硫合剂”等农药水和露水浸透。我们四个喷药手不停地对着高大的苹果树上下左右立体喷洒着药水，实际上人是一刻不停地在和机器比赛着。“文革”中有一次我们整整喷了一夜八个小时，不语的阴森森大树终于在早起的太阳照耀下躯干和枝条都清晰明了啦。此时大批判的高音喇叭又奏响了，气势磅礴让贫下中农肃然起敬的“东方红”和毛主席语录在耳畔不断回响着。我们几个喷药工互相望着浑身上下湿漉漉的衣服和落满了沉甸甸药渣的草帽，满脸倦容。还好精神饱满的接班人员已经陆续到来，基本都按时迎着朝霞来接班了。当我们就要离开轰隆作响的拖拉机时，突然发现接高队长班的喷药手并没有到位。原来接他的人是革委会副主任，可能是半夜抓“走资派”去了，此时不知在何处正睡大觉，把接班的事早抛到九霄云外了。只见高队长胡子拉碴的，只说了一句：“我身体好，再多打会不要紧。”看来此时又显出“铁疙瘩”精神了。

　　还有一年四月初，我们的“金帅”和“红星”苹果正逢盛花期。这是一年四季果园最美的花山花海的时期，春风荡漾气温不冷不热，开始蜂来蝶往了。但是天公不作美，就在这最重要的传花授粉的当儿，却接连十来天春雨霏霏，天然的媒人蜂飞不动，蝶也无法起舞了。高队长视他几千棵苹果树如同自己的孩子一般。他茶饭不思，辗转难眠。来来回回的踩着落英满地的果园，和北农大来实习的师生还有本场园艺技术员们不断商量，要率队突围了！全体职工和家属每人找些鸡、鸭、鹅毛或毛笔之类的东西，一枝花一棵树进行“人工授粉”，这种人工活真的需要细致而有耐心，连干了三天，到盛花末时我们真把几千棵树全部过手了一遍。有一年他爱人在农场医院分娩了，不少人都知道是男是女，只有他全然不知。他在果园带领大家正大头小汗的往大卡车上装出口的苹果箱赶着发车呢！

　　我就是这样在高队长领导下，十年风雨劳动后，1972年初春，我这名首都下乡的知青考入了在开封的河南大学外语系，成为河南文革中第一批工农兵学员。他秋天收了果子还专程到学校看望他当年的劳动队员。他仍抽着他的“红灯记”劣质香烟（好像1毛6分钱一盒吧），咳嗽更多了起来，长期艰苦劳动，风吹日晒，皱纹更密更多了，两鬓也开始霜染了。他把苹果分给我和我的同学们，笑眯眯的在烟雾中看着我们这群狼吞虎咽的学生们。

　　我大学毕业后参了军，在郑州炮院当了名翻译大队的军官，秋天，“国光”苹果挂红染色时，他去郑州出差，到部队来看我。他仍是提了一箱“金帅”、“红星”苹果。我转业到了北京国家体委，那已是1987年了，这位当了三十多年队长的老农工，“进步”了，被调到农场当工会主席，大概是个科级干部。他这次还是提了一满筐大小“国光”苹果进京，还多加两瓶农场自产的“白玉香”牌米酒，支支吾吾地说：“我年纪大了，有一个儿子在东北当兵，太远了，是不是能托个人调到河南。”一辈子他没有给我开过口走过任何后门，我决定帮助我的老生产队长。我们仍提上他的苹果和两瓶自产米酒到了总参谋长杨得志处，找到了总长李秘书说明来意，李秘书上下打量了一下高科长，问了他儿子的简历，痛快地说：“好吧，你把你儿子简历留下，我们努力一下！”不久他的儿子调到了郑州部队。

　　二十年后，我见到了已是中将的杨总长的李秘书，还回忆起他的恩德，只见将军莞尔一笑：“为贫下中农办件好事，是应该的。我的父母也像高队长一样，我出身贫苦农民子弟呀！”

　　高队长永远地走了，我再也吃不到他亲手栽培和送来的苹果和农场自产米酒了。虽然满大街都有日本“富士”苹果，以及美国蛇果，又红又亮，但我吃过后，总想起高队长送来的果实，滋味就是不一样，那才是世界上最好的果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