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河南省辉县因为中央新闻电影厂拍摄的一部《辉县人民干得好》而轰动全国，紧接着，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又对辉县进行了专题报道。一时间，辉县也成为中央安排大帮作家诗人画家和电影导演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地方。而著名的诗人郭小川是第二年来到辉县的。
当时负责安排这些作家艺术家的专员侯钰鑫对郭小川的第一印象是：他是一个怪人。
近日，郭小川长诗《一个和八个》再次被改编为电视剧，郭小川著作被改编，对这位充满悲剧性色彩的红色诗人是一种永久的纪念。
多疑的诗人
郭小川刚到辉县的时候，四天不说一句话，每天吃过饭以后就躲进自己的房间里抽烟。一直到第五天，他在饭厅里遇到了以前的老熟人，是原新华社的社长吴冷西和高教部的部长蒋南翔。这二人比郭小川早来了半个月，住在组织部安排的县委大院里。
郭小川见这两个人和自己不住在一起，走动有组织部的人陪着，就开始怀疑自己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便拦住侯钰鑫问：“请问，你们县委为什么不能一视同仁地看待人呢？我和蒋南翔都是来搞调查研究的，为什么他住东院，我却住西院？这里面是否有等级差别？”
侯钰鑫不敢怠慢郭小川，连忙去问宣传部长，结果部长的回话是：让郭小川住在西院新闻大院，主要是因为这个院子里住的多是作家和艺术家，便于交流。如果他想住在东院，也可以搬过来。
结果郭小川一听没有差别对待的意思，就作罢了。
可是，过不久，他又想不通了。他还是担心组织对他不放心，区别对待他。他问侯钰鑫：“为什么，我下去调查只有宣传部的人陪着，而蒋南翔下去调查组织部门的人陪着，这是不是区别对待？”
结果，侯钰鑫问明领导后的答复是，本来也是想要组织部门来陪着郭小川的，但考虑到郭小川以前在文艺界做领导，和宣传系统里的人熟悉，还是让宣传部门的人陪着。这样，下面的人都知道他，也会配合他工作的。
郭小川没有说什么，只是仍然关注着他在辉县究竟和别人有什么差别。果然，两天后，他又发现了区别。他在吃饭的时候发现，蒋南翔是坐着组织部的专车回来的，而他呢，每一次下乡，都是和其他一些牛鬼蛇神拼车下乡的。虽是热闹，却总隐隐让他觉得不安。他又私下跑去问侯钰鑫，会不会是上面有指示，故意区别对待他。
直到侯钰鑫给他解释清楚了，他才放心。原来，蒋南翔和吴冷西是做教育方面的调研，所以，每一次下乡，都是教育局专车陪同。而郭小川下乡采风，多数都是一堆人，这样才不至于扰民。郭小川自己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他苦笑着对侯钰鑫说：“专员，你看到我这番疑神疑鬼的神态，一定感到很好笑吧。唉，我是被整怕了，不得不多长个心眼哪！”
多长了个心眼的郭小川所采取的自我保护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沉默，不说话。尤其是有三个人以下的场合，他一概不发一言。有一次，侯钰鑫和他聊得正投机，一位客人来拜访，结果，郭小川突然收声，无论对方如何问话，他都是只说嗯啊应付。对方无趣，退出后他才重新开口，他的人生哲理是：“专员，休怪我无情，这些年的教训，我得出一条经验，凡生人在场，三人以下者，绝不开口说话。”
孤独的灵魂
因为写出来的诗被批判成“毒草”，所以，郭小川在十年文革期间，不写诗。
不写诗，但有时候，他还是会吟颂。侯钰鑫如果恰好听到的话，就会在一旁帮他记下来。他将侯钰鑫记下来的诗句反复地修改，修改好了以后，还让侯钰鑫誊抄一份，并特别强调，要抄在文件纸的反面。他说：“写在文件上面，叫心得体会，不怕别人抓辫子。写到本子上就可能成为毒草，我才不干傻事哩！”
因为多疑，他便多了些孤独。比如新闻大院里一起住的其他人，并不喜欢与他交流。
每一天吃饭，他都是最后到餐厅的人。他不喜欢人多时候的热闹。有时候，餐厅里的饭菜都吃完了，他也不挑食，随便吃点什么就能打发。
郭小川的孤独的根源，还在于他的家庭。侯钰鑫当时准备写一个长篇小说，叫做《大路歌》，交通部的副部长当时很关心这个作品，让侯钰鑫进京当面汇报一下情况。郭小川听说了，提前就给侯钰鑫打招呼，说要他帮忙往北京捎点东西。
结果，让侯钰鑫郁闷的是，郭小川竟然带了一个装了热水的暖水瓶。
当侯钰鑫拿着地址来找郭小川纸条上的杜惠时，得到了答复是，不认识郭小川，关上了门。
这个叫杜惠的便是郭小川的妻子，当时正在光明日报社上班。可是，为了不受文革的冲击，她与郭小川划清了界限。
郭小川从侯钰鑫手里接过了那个没有送出去的暖水瓶，听侯钰鑫复述了北京的情景，激动得将水壶打碎了。他很伤心，虽然表面上对侯钰鑫说，她还是不能理解我啊。可是内心里已经结冰了。
郭小川让侯钰鑫给自己的妻子捎一壶热水是有寓意的，那几天正好是郭小川妻子的生日，他想送的这份生日礼物的意思是：铁皮保温瓶，看上去外表是铁，冷冰冰的，肚子里是热泊，一腔沸腾的热血啊。可是，妻子对他的将来失去了信心，不理会他，不接受他。
“文革”将郭小川的家分成了四份，郭小川下放到了新乡辉县，而他的儿子郭小林在河北某县插队。他的女儿在河南林县插队，妻子留守在北京。这样，一个家庭分成四块，日常生活也就没有了，孩子和父母的感情非常淡漠。对于一个以文字为生的人，敏感的个性让郭小川有一种莫名的孤独感。
郭小川给妻子的礼物没有送出，却想将自己的儿子拉回到自己的身边，这对于当时专门负责安排人员的侯钰鑫来说，是容易的事。
在侯钰鑫的帮助下，郭小川终于和郭小林在一起了。
然而过了不久，郭小川突然想带着儿子一起去河南林县郭小川女儿所在的地方。然而这一去，郭小川的生命便结束在了河南林县。
到了林县之后，郭小川的生活陷入无序中，日子过得非常混乱。侯钰鑫出差到林县，专门去看望郭小川，发现郭小川的房间简直乱得插不下一只脚，鞋袜到处乱扔，房间里堆着几十个用过的盘子和碗，他的女儿因为离得远，也不能经常来看他。
一见到侯钰鑫，郭小川像见到了失散的亲人一般，先是埋怨侯钰鑫不去看他，然后又大声辨白自己的孤独。他说：“你知道我多么寂寞，多么孤独，多么想找个人说说话呀！”那是一九七六年的一月，郭小川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首长诗。还给中央写信，说要回北京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普天同庆，郭小川与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当时郭小川正在河南信阳，18日夜他与几位知己举杯痛饮，喝得酩酊大醉，回宾馆后，香烟引燃了棉被，棉被引着了大火。一代诗才遂葬身于火海之中，其状惨不忍睹：大火被扑灭时，小川已被烧成一具焦炭。
一代诗人郭小川死在了河南林县的临时住处。他孤独地离开了让他痛苦的时代。
近日，郭小川长诗《一个和八个》被改编为电视剧，并在济南举行了开机仪式，郭小川之女郭岭梅也亲临发布会现场，追忆起父亲与自己的童年时光。《一个和八个》是郭小川留下的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郭岭梅说，通过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父亲的佳作被广大观众所熟知，荣幸之至。《一个和八个》曾被拍过电影，也被改编成话剧搬上舞台。郭小川著作不断被改编，对这位充满悲剧性色彩的红色诗人是一种永久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