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晚年在四川江津鹤山坪定居，因当时正值抗战时期，时局动荡、物价飞涨，所以他一直在穷困中度日，但依然没有失掉自己的风骨。当地有个前清遗老，叫杨鲁丞，在地方上有些名望，对经史的研究也有建树，死后留下了一些遗稿。陈独秀到江津后，曾对杨鲁丞的文章做过评论，杨的孙子杨庆馀听说后，便跑了几十里路来见陈独秀，请其帮助校正杨鲁丞的《群经大义》和《杨氏厄林》两部书稿，并许诺付酬，陈独秀答应了，并很快将两部书稿校对完毕。杨庆馀又将杨鲁丞的其他遗稿交给陈独秀整理、校正，并请陈为其做序。陈独秀看完遗稿后，感觉没什么价值，就对杨庆馀说：“你祖父另外的手稿我全部认真看过了，多系重复古人学说而已，创见太少了，不值费心，所以，我不想再整理、校正了。”遭拒后杨庆馀还不死心，便请和陈独秀有师生名分的龚灿滨帮忙劝说陈独秀，但陈却不为所动，他对龚灿滨说：“你看看，这就是杨鲁丞所有遗稿中的两本。《群经大义》很多是转述前人注疏的，创见不及你们四川的廖季平；《杨氏厄林》评介诸子，则远逊于胡适之。拿这样的东西让我做序，我虽是食人俸禄，当忠人之事，但下不了笔啊！”

　　1978年秋，历史学家唐德刚邀请夏志清先生为其所作的《胡适杂忆》一书写篇序言，夏志清很快就完成了这篇序言，在序言中，夏志清当然也肯定了此书的优点，但对唐德刚书中的一些错误观点也进行了批评，用详尽的论据阐明自己的论点，以自己的论点否定唐德刚的观点。夏志清在为唐德刚的书写序时，没有因为与唐德刚的个人感情而对唐德刚的著作竭力颂扬，这种不为尊者讳的写作方式其实是对学术高度负责任的行为，诚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每篇序总言之有物，不是说两句空泛的捧场话就算数的。写《胡适杂忆》的序，我用力气更多，等于自己作了一番胡适研究，不得不把书中有些不敢苟同的假设和论点，加以审评。我觉得这样做才对得住作者，也对得住读者。”

　　一般来说，所谓的“序言”，基本上都是捧场之作，极尽吹捧之能事，把书吹得天花乱坠。大多数受邀请者也都明白这条潜规则，因此，在写的时候，也都能坚守“好话说尽、坏话不提”的原则，应付了事，至于说得是不是那么回事，就管不了那么多了。但陈独秀和夏志清二位在为别人写序这件事上的所作所为却很值得称道，陈独秀在生活那么艰难的困境中，没有向酬金低头，而是坚守学术规则，坚决不写吹捧之作；夏志清先生虽然与唐德刚私交极深，却不因私人友谊而放弃学术操守，对唐德刚书中的不足之处毫不留情地批评。两位学人的行为，是对学术良知的尊重，他们在“写序”过程中棱角分明的个性，表现出了令人仰望的风骨，多年之后依然令人敬仰、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