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户口对我们这代人影响至深，”在河南浚县一家合作社工作的熊秀杰回忆，过去城镇户口各种福利待遇要比农业户口高得多。拥有农业户口，子女去县城上学不好上，医药费报销比例也没有城镇户口的高。

　　“户口甚至还影响到找媳妇！一些农业户口的乡亲就吃过亏。”熊秀杰说，“当时在很多人眼里，农业户口好像低人一等，就盼着啥时候能有个城市户口！”

　　过去半个多世纪，“二元”户籍制度曾适应了特定历史条件国家对劳动力、消费品的计划分配需要。然而，当时城市与农村之间的“鸿沟”，令一些生长在农村的人不甘于现状，努力通过考学、参军、招工等方式从“农门”跳往城市。

　　“1983年我通过考大学改变了命运，”来自河南的李文中说，“通过考学从农业户口变成城镇户口，别提当时有多高兴！那时有城镇户口能吃上商品粮，比农村好很多。”当时，城市户口甚至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许多人“挤破脑壳儿”托关系改换户口。

　　年过五旬的武汉教师何斌的经历则更为坎坷。上世纪70年代，他在一家农场教书，与农场的同事结婚生子。然而拥有更大梦想的他，最终托关系在城里的一家中学立足下来，转成了城市户口。

　　“妻子没拿到城市户口，我与妻子为此分居好几年。”何斌说，“后来孩子到了上学年龄，把他接到城市，想着有更好的学习条件，可是一直没有上城市户口，光借读费就交了好几年。”

　　在山东临沂当村支书的郝起可告诉记者，上世纪70年代，由于自己是农业户口，找到一份工作却只能做临时工，而同一单位里城镇户口的正式工每月能额外拿8元到10元奖金。“要转成正式工，先要转成城镇户口，其中少不了费时费力托关系。”

　　郝起可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农村人非常向往拥有城镇户口，甚至有人愿意花一笔不菲的钱“买”城里单位的招工名额，来换取城镇户口。

　　郝起可已当了十余年的村干部。近几年，他愈发感觉到城镇户口与农业户口差别日趋缩小，村里考出去的大学生，户口迁走又迁回，村里人进城跟走亲戚别无二致。想到过去农民进城，要自带粮食到粮所换粮票，要带着介绍信才能住宿过夜的时代，他感叹不已。

　　山东菏泽人张海元过去十年通过考学、求职等方式，辗转于山东、湖北、广东三省，目前在广州一家中学当老师。在他眼中，户口已不像父辈时管理严格。他告诉记者，在自己家乡，越来越多的人实现了农转非，但生活却并未因此产生太大的变化。如果不是考虑到结婚、生子、买房，自己并不会主动落户到广州，“毕竟家里那两亩地，户口迁走就没了。”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从事非农产业人员数量骤增。有专家表示，“户籍制度改革，就是要拉平城市与乡村、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在户籍附着利益上的鸿沟，而不只是一纸户口的变更。”

　　李文中说，目前农业户口在城市就业、子女入学方面还有障碍。“牵涉到就业和孩子上学，虽然现在迁到小城镇户口没问题，但农业户口想融入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面还非常困难，未来如果能取消城乡‘二元’户口差别，扫除就业、买房、上学、办养老保险等障碍，那就更好了。”

　　从河南来上海打工8年的陈东方说，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是个好消息，以后自己和“城里人”就没有什么称呼的差别了，“农民工”的称谓也将成为历史。“在城市长大的小儿子，根本没有什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的概念，从小班里的同学有上海人也有新上海人，别说他将来不会务农，家乡‘90后’亲戚都不怎么会干农活，早就融入城市中了。”

　　（新华社北京7月30日新媒体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