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经济新常态

　　高速驰骋了30多年的中国经济列车，最近两年放缓了前行的步伐。中国经济下一步走向如何，备受各方关注。

　　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多场分论坛上，与会嘉宾纷纷认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会发生改变，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从要素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中国经济告别两位数的增长率。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更注重增长的质量及改善环保问题。长远看来，中国经济依然比世界其他地方的发展速度更快。

　　新常态将使中国经济从中低端进入到新高端

　　在全球产业分工大格局当中，中国经济和中国制造长期处于低端或中低端水平。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和中国制造能否变得“高大上”起来？

　　对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名誉院长、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林毅夫认为，中国是世界制造工厂，而且很多是劳动集约型的制造业。新常态将使中国经济从中低端进入到新高端，同时要刺激创新，这些都是和新常态相关的。

　　“新常态除了人们议论的中高端水平、中速发展之外，新常态的‘新’在过去是政府投资为主，将来是市场为主，市场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国务院参事室特邀研究员、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保育钧说，市场作为资源配置主体，“新常态”能不能走好，关键在于能不能启动民间投资，让市场做主。

　　春华资本集团主席胡祖六认为，新常态意味着增长率的下降，两位数的增长下降到个位数的增长，或者是增长方式的变化，即从政府主导型外向型转向为内需驱动消费型，制造业的经济增长转为高价值经济增长。

　　反腐才能创造平等环境,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最近两年，中国反腐成效尤为显著。对于中国反腐行动，与会嘉宾无不感到欢欣鼓舞。

　　“我接触不少民营企业家，他们很喜欢反腐败，因为腐败严重威胁着经济安全，影响中国经济发展。许多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感到不平等，反腐败就是平等，目前反腐败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中国要由经济型常态向政治型常态适应，但政治型常态还没有完全建起来。习近平主席强调要重构政治型常态，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保育钧说。

　　胡祖六认为，从中长期而言，反腐败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因为反腐败才能创造一个透明平等的环境。“在所谓的旧常态中，腐败是一个常态，往往是身居高位的人用他们手中的权力为相关利益群体带来好处，这伤害了人们的创业精神，这是不公平的，也是没效率的。”他说：“中国以如此坚定的毅力反腐，这对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十分积极，许多民营企业家都期望有一个更加透明的环境，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干预越来越少，那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常态了。”

　　中国经济平均潜在增长率应在7%-9%之间

　　看中国经济，不能只看增长率，中国经济体量不断增大，现在增长7%左右的经济增量已相当可观，集聚的动能是过去两位数的增长都达不到的。未来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问题、面临的新的不确定风险也成为与会嘉宾讨论的焦点。

　　“我觉得最大的风险来自于错误的理念，因为我们面临着非常多的改革和转型的动作，而且有一些转型动作是必须的，比如有很多人认为污染和成长之间有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也有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太快所以就污染了，但是我们把中国和印度做比较会发现过去34年中，印度的增长比中国的速度低4%，但污染比中国还要严重。”高盛资产管理业务前主席、首席经济学家Jim O’NEILL说：“此外，我们还注意到消费和投资之间的关系，投资占中国GDP比例非常高，但消费的比例要尽快提高。我们必须关注在过去几年中，消费占GDP比例的调整，这些变化是由于消费增长所带来的，还是由于投资下降所带来的？投资是投向过剩产能领域，还是不足的领域，抑或绿色领域？投资是为了促进创新吗？是为了能够促进工业行业升级的吗？”

　　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农民工居功至伟。如何才能让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对此，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认为，农民工的问题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因为涉及劳动力的迁移，中国不缺劳动力，关键在于如何有效地把劳动力进行调配，使得劳动力能够在城市留存下来。

　　“我觉得户口簿是核心障碍，公共服务是核心。”樊纲认为：“如何能够真正的保障农民工的平等？如果要非常快速的做到这一点，归根到底是钱的问题，如果我们可以从一个切入点做起，比如给农民工子女提供教育，另外需要完善社保体系，如果有一个统一的社保体系，农民工的迁移将比较容易，整个系统和整个社会在转型过程中将更有效率。”

　　与会嘉宾认为，从过去35年的发展来看，10%的增长对中国经济来说是过热的，而7%-8%的增速是回归常态，中国的平均潜在增长率应该是7%-9%区间的增长。

　　（本报博鳌3月29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