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落幕的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颁奖典礼上，《我的诗篇》荣膺最佳纪录片金爵奖，该片深刻记录了中国最有才华的6位工人诗人的生存状态。

　　该片导演通过各种渠道找到一群非常特殊的工人，有巷道爆破工陈年喜、失业不久的叉车工乌鸟鸟、十四岁就开始打工的服装厂女工邬霞、羽绒服厂的填鸭毛工彝族小伙吉克阿优、在大地深处工作了近三十年的煤矿工人老井，以及不久前堕楼辞世的富士康流水线工人许立志。

　　他们都是普通的工人，同时，他们也是优秀的诗人。他们工种工龄不同，他们的诗是一个又一个中国深处的故事，这些故事亦攸关于人类的未来。

　　6月26日，海南周刊记者对《我的诗篇》的三个导演之一，著名诗人、诗评家秦晓宇进行了专访。

　　评委看得热泪盈眶

　　“如果你被这些诗触动，你就会被这些诗背后的人生处境触动”

　　记者（以下简称为记）：秦导您好，首先祝贺《我的诗篇》拿了纪录片的金爵奖，听说您是第一次执导筒，第一次跨界就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在拍摄之初，有否想过片子会获得如此大的成功？

　　秦晓宇（以下简称秦）：拍摄纪录电影《我的诗篇》的整个过程中，我们认识了那么多工人诗人，和为工人呐喊、为诗歌感动的媒体工作者和志愿者，从皮村，到天津大剧院，到每一个拍摄地点，有很多人为这部电影默默地工作。影片末尾的字幕列出了一些名字，还有更多名字没有列入，所有这些荣誉也属于他们。

　　更重要的是：我们赢得这个荣誉，可以视为向伟大的中国产业工人的牺牲和贡献致敬，向他们充满现实深度而又血肉有情的文化创造力致敬。这部电影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它向世界提醒了中国工人的灵魂所在，当曾获两届奥斯卡提名的评委安德烈·萨金塞夫读到“我青春的五年从机器的屁眼里出来/成为一个个椭圆形的塑胶玩具/出售给蓝眼睛的孩子”一句，他说从未有过的感触，令他热泪盈眶。

　　“获奖”仅是这场“诗意的征程”的一站，接下来也许更重要的部分才刚刚展开：让更多的人看到这部电影。我们为此正在筹备“包场”活动。如果你被这些诗触动，你就会被这些诗背后的人生处境触动，你就会被这一个个人的真实的生活困境所触动，你就会思考一些东西，甚至会一点点做一些改变，这个是有价值的。

　　我们相信工人与诗歌的能量

　　“很多人认为工人已是边缘人，诗歌更在边缘外，这样一个冷僻的题材是不会得到众人青睐的。但我们选择相信工人与诗歌的能量”

　　记：影片里记录的工人中有苹果手机生产工人、叉车工、爆破工、制衣厂女工、少数民族工人，以及地下800米深处的矿工。这样庞大的一个群体，您是如何把他们挖掘出来的？听说您编辑出版了《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初衷是什么？又为何会产生拍摄纪录电影《我的诗篇》的想法？

　　秦：中国的诗歌是一个深海，它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而且确实精彩。2012年我担任一个诗歌奖的评委，吃惊地看到有很多无名诗人，投稿的作品特别老练成熟，显然已经写了好多年了。2013年6月11日至15日，杨炼和我赴荷兰参加第44届鹿特丹国际诗歌节，我们在诗歌节上做了一个活动，连续多天以特定方式推出这些不为人知的中国诗人的作品。后来我在《读书》上发表了《共此诗歌时刻》一文，提到了活动中这些底层打工的诗人。银天下集团总裁、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看到了我的这篇文章，颇有些震动，他联系了我并向我建议，编一部当代工人诗选。这就有了出版《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这本书的构想。

　　选他们的诗，工作量确实不小。首先找到这些人就比较困难，互联网上诗作浩如烟海，大部分没什么价值，找到一个写得好的诗人，一首藏在某个博客深处的好诗，都意味着读了大量被淘汰的作品。而且选他们的诗，不像编选成熟诗人的作品，其作品都在一定水准之上，这些无名诗人的写作有可能产生十分动人的作品，但整体水平参差不齐，我经常需要把他们的博客全部看完，如果能选出一首诗，就算是不错的收获。而我在用一年的时间广为搜寻、细加甄别选编《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的工作中，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工人诗歌不容小觑的价值。优秀的工人诗歌兼具底层发声价值、历史证词价值、启蒙价值和文学价值，因为它是群体之一员的写作，因为它至少是心灵的证词，也一定会促进精神世界的解放。

　　在编选诗集的过程中，我们的想法继而延伸为一部记录当代中国工人生存境遇与精神世界的纪录电影。吴飞跃原本是电视纪录片导演，曾与吴晓波合作拍摄《激荡三十年》。后辞职创业，成立了一家名为“大象微纪录”的纪录片创作与传播机构。他听了晓波的介绍，又读了一些工人诗，很受感动，决定投资拍摄这部电影。

　　记者：《我的诗篇》因为直面社会底层的工人的生存状态，拍摄过程肯定有很多的困难？是怎么解决的？

　　秦：纪录片的拍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这其中会遇到很多困难，资金困难是我们遇到的最大的困难之一。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支持，就是银天下成为整个项目的联合发起人。银天下不仅在资金方面，也在其他很多方面都给予了我们重要支持。

　　另外特别需要提到我们的众筹活动，当《我的诗篇》主创人员决定为电影发起一场众筹时，很多人表达了十分悲观的意见。他们认为工人已是边缘人，诗歌更在边缘外，这样一个冷僻的题材是不会得到众人青睐的。但我们选择相信工人与诗歌的能量。日子一天天过去，参与的人也越来越多，众筹的三个月里，共有1304人参与了众筹，5千多人点赞，通过京东，《我的诗篇》共筹集了216819元。对于一部电影，216819元并不是一个多大的数字；然而这说明像这样一部以民间工人诗歌为主题的纪录电影，得到了民间社会的极大支持，这本身就意义非凡。

　　《我的诗篇》不拼颜值

　　“红毯上，我们拼的不是颜值，而是文化内涵和现实关怀”

　　记：影片放映后所产生的震动毋庸置疑，但同时也有一些人质疑片中的意涵，称其社会问题面容模糊，没有矛盾对立，整个基调充满“励志”叙事，对此，您怎么看？电影获奖后，我们的工人诗人们的现实生活是否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诗歌带来的，还是指向诗歌呢？

　　秦：把《我的诗篇》读成励志故事，是我不能赞成的，影片中的人物谁励志呢？可能唯一貌似励志的人物是邬霞，可她的乐观顽强如果最终改变了命运，生活事业变好了，这才叫励志，而她所有那些所谓正能量或励志的因素，全部的意义是让她能够活下去。影片中许多唱的那首歌，叫《生活就是一场战斗》。“战斗”不同于“奋斗”，“战斗”意味着现实的残酷，可能意味着非生既死的选择，而“奋斗”才指向励志。许多纪录片很像说明文，《我的诗篇》运用了一些诗歌的方式，是含蓄蕴藉而不是直白的表达出来的，所以这部电影实际上对观众提出了一定的挑战。

　　工人诗人们的生活因此而改变，还是有一些的。《我的诗篇》推广活动期间，包括央视等诸多媒体都对电影中的工人诗人进行过采访与报道，也都在关注他们的生活现状。在拍摄北京地下通道讨薪农民工时，我们也提供了些微帮助；不久前，爆破工诗人陈年喜需要做颈椎手术，我们也为他筹集了一些手术费。再比如吉克阿优，当地宣传部门也提出要帮他解决一个图书管理员的工作岗位。

　　记：主人公之一许立志是在影片拍摄期间自杀身亡的，这个意外的突发事件对影片有何影响？

　　秦：当时在做诗集时选的诗人是按照年龄来的，许立志是我们选的最后一个人，他是1990年出生的。当时我们联系他要拍他时，其实他已经做好最后那个决定了，他写好了100篇博客，并拒绝了我们的拍摄，他说他已经不写诗了，当时我们也没有太在意，因为还有其他人要拍，后来在国庆放假的时候得知立志身亡的消息，他的家人几乎拒绝了所有的媒体采访，唯独接受了我们的拍摄请求，后来我们和许立志的家人并肩战斗，为他们争取权益，并众筹出版了许立志的诗集《新的一天》。

　　记：尽管《我的诗篇》在上影节获得巨大的殊荣，有人也说它甚至提升了这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红地毯的内涵，为电影节注入了真正的人文精神和绝对现实的直接关怀。但现实是，影片主创似乎在红地毯上遭到了追星族的“冷遇”，你好像也在微信上自嘲是“拉低了颜值”。能否谈谈您的真实看法？

　　秦：上海国际电影节邀请我们参加“互联网电影之夜”，我们唯一的女主人公邬霞身着曾在电影中亮相的那一件她亲手熨烫的红色吊带裙，购买时的价格只有70元。尽管外表朴素，《我的诗篇》却是互联网之夜最“洋气”、最大气的作品，公映之前，电影正在拍摄的消息就已经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电影的画外音来自著名诗人杨炼、西川和知名主持人崔永元、窦文涛，片中所有诗歌的英译者是美国当代诗人、哈佛大学汉学家、翻译家顾爱玲，字幕韩文译者为韩国著名电影学者金宝镜博士。红毯上，我们拼的不是颜值，而是文化内涵和现实关怀。

　　海南有中国最优秀的诗人

　　“我的一位朋友，是中国最优秀的诗人，他现在就住在海南，我目睹了海南给他的诗带来充沛的海洋性，成就他富有代表性的海南写作”

　　记：其实，在今天，尽管工人人数众多，但他们还是边缘群体；而诗歌虽然历史悠久，文学中的文学，也依然是边缘文化。您作为一位非常优秀的著名诗人、诗评家和新晋导演，希望能关注地处边缘的海南的诗歌。台湾诗人郑愁予说，海南适宜诗歌发展，您的看法呢？

　　秦：郑愁予说得对，从苏东坡开始，海南就是一个生产好诗人的地方。地理上远离中心的存在，和文化上异于中心的特征，都成为海南独有的诗意。我的一位朋友，是中国最优秀的诗人，他现在就住在海南，我目睹了海南给他的诗带来充沛的海洋性，成就他富有代表性的海南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