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世宗的狠话，反应了他在这件事上的急迫。其要害是民间货币不足，交易不足，经济下行，负面影响随时形成连锁效应。作为一国之君，必须想办法让货币流通起来。除了官府花钱，也鼓励民间花钱。早在五年前就有大臣奏议：“民间之所以钱币难得，皆因土豪喜欢攒钱。唐朝曾限定，富豪家中存钱超过五千贯者就是死刑，王公贵族家中超过此数则一律没收，贬掉官职。揭发者可获得其财产五分之一的奖励。”金世宗命令手下以此为参照，制定相关政策，即：无论官民家庭，藏钱均不可超过二万贯。告发主人者，奴婢可以免除家奴身份，佣人可以带着主人财产的十分之一辞工回家过好日子。

　　此外还采取了其他措施。最重要的办法是禁铜，铜乃铸钱原料，禁止铜器在民间流通，有利于保存原料。其实在世宗之前的海陵王年代，金朝就已经禁铜。大定八年（1168年），百姓中有人犯禁铜令，皇帝批示，“销钱作铜，旧有禁令。但民间还有以铜铸镜的，这些铜是哪来的？肯定是销毁铜钱得到的。”于是禁止铸造镜子。古代没有玻璃，磨铜为镜是比较普遍的做法。皇帝猜得也许没错，铜都被禁止交易了，百姓只好毁钱做镜。到了大定十一年二月，政府再次禁私铸铜镜。并规定把家中铜器送到官府的，可以按其价值给以一半的奖励。但佛像、钟、磬、钹、钴、腰带、鱼袋之类可以继续保留在家中。禁铜过程中，也像鼓励民间消费一样制定奖励措施，举报者可以从每斤铜中获得一百文钱的奖金。

　　大定二十六年十一月，皇帝再次晓谕大臣，“国家禁铜时间已经很久了，听说民间依然私造腰带及铜镜，诡称是家中旧物，公然出售，大家还是要打起精神继续执行禁令啊。”屡次三番强调同一个问题，说明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金国的禁铜基本没什么效果。

　　在禁铜的同时，政府还大力发展铸钱业。有大臣说：“人称有矿的地方都可以采来铸钱，我认为不可行，因为采矿、铸造成本太高，铸一个大钱，成本是好几个大钱。”皇帝回复说：“铸钱本来就是国家的责任，再说现在国家财物丰盈，通过铸钱花出去也是好事，总比留在府库里强。别等啦，赶紧派能干的人去造钱！”大定十六年三月，派人分路访察各地铜矿，找寻适合铸钱的地方。十八年，在代州立监铸钱，命震武军节度使李天吉、知保德军事高季孙督办，因为所铸铜钱斑驳黑涩不能用，下诏削掉两人爵位，解除职务，并责打高季孙八十大板。重新派人督办。第二年上报称铸钱一万六千余贯。第三年，皇帝命令先呈送五千贯来看看，检视后认为质量过得去，遂命与旧钱并用。

　　大定二十九年十二月，金世宗已经死了，章宗即位。雁门、五台居民刘完等人投诉，自立监铸钱以来，百姓屡被盘剥。朝廷派员调查后报告称，探矿的工匠常常故意到百姓的房屋处，指认此地可以开采，强拆民屋。百姓无奈，只好掏钱行贿免灾。铸钱处要求工匠每人每日交净铜四两，多数人无法完成任务，便销毁铜器及旧钱，送到官府补足。阜通、利通两个造钱处，每年铸钱十四万余贯，花费达到八十余万贯。这就是不掺假的劳民伤财啊！遂罢代州、曲阳两个造钱处。

　　禁铜不行，铸钱不行，花钱又花不出去，大金国的金融政策应该说是彻底失败了。再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那么多钱花不出去？按常理官僚应该愿意花钱才对。只有钱财从他们手上过，他们才能沾一手油，但皇帝三令五申让他们花钱，他们拖着不干，甚至阳奉阴违，所为何来？原因很多，但最可能的理由是：其实国库里并没那么多现钱，尽管账面丰盈，但那只是一个数字，国库的钱基本都被贪官污吏掏空。他们把钱藏起来，不消费，社会上的现金就流动不起来，百姓手里就现金紧张。

　　大定二十六年，世宗下诏：朝廷上下都说得钱太难，京师积钱五百万贯，实不为多，而各地政府积钱甚多，干脆都运到京师来吧。皇帝发话，不能不听，但太慰丞相克宁说，民间得钱本已艰难，若都运到京师，老百姓得钱就更难了，不如只运一半来，其他的让各路府库自行购买丝帛等物，“中外皆便”。也许他知道各地方并无这么多现金，特意打个折扣。这样大家脸上都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