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周刊》：此次在场主义散文奖您的获奖作品《文渊阁：文人的骨头》，听说是您新开的专栏的首部作品，为何选择文渊阁做开篇，这寄托了怎样的人文理想？

　　祝勇：这篇散文写文渊阁，透过文渊阁写《四库全书》的命运，这也代表着中国古典文化的命运，代表着中国人文化精神的起落兴衰。乾隆下令编刻的《四库全书》，是为中华文明（至乾隆时期）的总存盘，代表着我们文明的气脉。这部大书，历经劫难而不朽，在传统文化（尤其是纸文明）遭遇危机的当下，更值得我们反思。

　　因此，这个题，早就想写。故宫寿安宫是我们内部图书馆，在里面查阅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几乎成了我写作生活的一部分，可以说，文渊阁《四库全书》与我朝夕相伴，但是对它的坎坷命运，一般读者是不知道的，更不知道这部大书与故宫文渊阁的关系。文渊阁在故宫的东部，文华殿的背后，尽管是开放区，却少有人去。2013年在《十月》杂志开《故宫的风花雪月》专栏以后，我想再写一年，2014年就又在《十月》开了《故宫的隐秘角落》专栏，因此，就迫不及待地从文渊阁《四库全书》开始。

　　更关心历史和文物背后的人

　　《海南周刊》：今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在故宫浩如烟海的文物与历史中，如何呈现一个完整的或是别致的故宫历史实属不易，之前您写过《故宫的风花雪月》，开篇《永和九年的那场醉》，选择了永和九年的节点，从故宫的文物《兰亭序》切入，视角独特，今年续写故宫，您会有怎样的构思与梳理，来呈现一个不同凡响的故宫？

　　祝勇：《故宫的风花雪月》和《故宫的隐秘角落》这两个系列，我还想写下去，比如《故宫的风花雪月》里，我写过《张择端的春天之旅》《宋徽宗的光荣与耻辱》，写到宋徽宗和宋钦宗被金兵掠到北国，坐井观天。今年新写的一篇中，有一篇《繁花与朽木》，是与宋高宗赵构的，写到他与金国谈判，把宋徽宗的灵柩运回南宋，以装点他的盛世图景，实际上对于父亲的苦难，他是一点也不关心的，但这篇散文只能放在今后的新书里了。至于是沿用原名，再出版时叫《故宫的风花雪月2》和《故宫的隐秘角落2》，还是另起书名，我还没有想好。

　　如你所说，今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而紫禁城的历史，已将近600年。建院后的90年中，故宫里有多少学人对这座将近600年的宫殿做过研究，我所写的，不过是沧海一粟。或许我还能再写20年、30年，但写得再多，对于这座浩瀚的宫殿来说，也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只能在我们的生命里做力所能及的事，仅此而已。

　　但是我希望自己能写出与别人不同的东西。故宫学人们，专注于学术研究，学术研究的本质是求真，对于一段史实、一件文物，他们旁征博引，只要回答出它们的来龙去脉就可以了。他们的研究，是从史到史、从物到物。而我的写作，则更关心历史和文物背后的人，关心人的情感、人的命运、人的困境。因此，他们的研究结束之处，正是我开始之处。我要从一件文物、一段历史出发，去探寻内心的秘密。

　　有读者喜欢我的写作，我想也是因为这一点。因为在我的作品中，他们得到的不仅仅是知识，还有情感的共鸣，甚至上更深的思考。

　　写史要有自己独立的历史观

　　《海南周刊》：您写的这么多书，以及书中旁征博引的浩瀚气象，比如《故宫的风花雪月》等，让人好奇：您是如何积累起如此庞大的知识库？又是如何在凌乱的事实中搭建他们之间隐秘的联系，将他们融会于笔端的？

　　祝勇：因为好奇，就会关心。就像现在许多年轻人，对明星八卦感兴趣，对明星的八卦，可以脱口而出，对答如流，好像那些都是发生在他家里的事。其实他不是背下来的，是因为感兴趣，在不知不觉中“积累”的。

　　还有人，张口就能叫出欧洲几十位足球明星的名字，每个人踢什么位置，在哪场比赛中进了球，都如数家珍。有人说，有功夫你背点英文单词好不好，记这些人名有什么用呢？其实他不是背下来的，是在无意中“积累”的，英文单词他不感兴趣，所以一个也记不上来。

　　对历史也是一样，因为感兴趣，因为有无限的好奇心，所以平时十分注意阅读相关书籍，包括正史野史、史料笔记。昨天以前的事情都是历史，对于所有的历史我都感兴趣，甚至连电视上的革命历史剧也看，因为那也是对历史的一种言说。总之各种历史，正的反的，都看，慢慢的就会积累出自己的知识体系。

　　更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独立的历史观。否则，历史就是一片散沙，就是人云亦云。有了自己独立的历史观，就会有独特的判断，就会在凌乱的事实中搭建他们之间隐秘的联系，像一个好的侦探一样独具慧眼。当然，我是多年的积累训练出来的，不是随心所欲、毫无逻辑的。孔子说“从心所欲，不逾矩”，看来这个“矩”，也就是规矩，始终是有的。

　　发掘历史大命运中的个人小命运

　　《海南周刊》： 著名评论家孙郁说过，祝勇用文学的和现代的眼光去看待那些古代的遗物，把历史话题激活了，写得很漂亮。你的写作，从小的地方出发，从细节处着手，发现历史背后一些非常隐秘的线索。你在写故宫历史的时候，是用怎样的历史观，将故宫历史背后隐秘的线索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祝勇：我写历史，有小，有大。小处，就是你说的细节，我不能虚构，不能忽悠，要写人物的内心，就要从细节出发，因为一个人的所思所想，会通过细节表现出来，因此，我十分注意搜寻历史中的蛛丝马迹。大处，就是你说的历史观，之所以大，是因为写一个人，我要从整个江山，甚至从全球的视角上看。因此，在我对历史的叙述中，场面经常横向拉开，像一部大片，由一个特写，一下子拉成全景，看看一个人、一段史、一件器物，在一个更大的坐标系内，占有怎样的位置。有时，视角一变，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也会改变。

　　比如在《盛世的疼痛》一书中，我写到汉匈之战，写到大汉帝国与匈奴之间长达数百年的战争，从匈奴人被迫西征，进入欧洲，写到东罗马帝国的灭亡。这是横向的拉开，我的笔触沿着欧亚大陆，越拉越远。可以说，这一段讲述，从汉长安出发，把整个欧亚大陆置入共同的历史背景下来书写了。

　　还有一种拉开是纵向的，比如《故宫的隐秘角落》里，有一篇《昭仁殿：吴三桂的命运过山车》，写吴三桂的兴起与灭亡。康熙与吴三桂的矛盾，实际上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已经困扰了中国数千年，是历史赋予他们的，他们想躲避也躲避不了。因此，只有在这样漫长的一个时间尺度内，我们才可能看清康熙与吴三桂的冲突与较量为什么不可避免。至于吴三桂与陈圆圆的分分合合，儿女情长，不过是裹挟在历史大命运中的个人小命运而已。了解了这一点，更让我们对他们的爱恨情仇唏嘘不已。

　　其实每个人的命运，都是裹挟在历史大命运中的个人小命运，因此，我们需要对历史的大命运、大逻辑有所把握。这样的写作，不仅需要文学的眼力，也需要思想的根底。

　　写一部故宫里的艺术史

　　《海南周刊》：您的故宫写作，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引起了读者和学界极大的关注。下一步，您还将从事什么样的写作？

　　祝勇：尽管在进入故宫以前，我已写过很多作品，甚至写过故宫题材的作品，比如《旧宫殿》，但是在故宫，我才真正找到自己的写作状态。所以，写故宫，不是写作的终结，而是写作的开始。人到中年，写作和生命的积累都恰到好处，所以我十分珍惜眼下的写作时光。

　　我想写的东西还有很多，主要的，想把《故宫的风花雪月——破译古典书画的生命密码》这一题目继续下去，让艺术与历史、与思想相撞，写一部故宫里的艺术史，所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读者们还会看到相关的书籍出版。

　　此外，从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到今天，故宫博物院刚好走过90周年，它自身的历史，也是一部史书，其中历经军阀混战、北伐、国共内战、抗日、解放战争以及建国后历史运动，多少人在里面沉沉浮浮，值得一写。当然，这只是我的希望，还需要一个字一个字，扎扎实实地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