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10月21日，24岁的江西小伙张志远（化名）给他所眷恋的滨海城市三亚留下了他最后的爱和希望。

　　在张志远离世前10天，一场交通事故让这个在三亚上学、工作的年轻人再也无法对同学、同事说出一句话。面对被医生诊断为脑死亡的儿子，张志远的父母含悲决定捐出孩子的肝脏和一对肾脏，让孩子的生命在他人身上延续。

　　配型成功后，在海南省人民医院，张志远的肝脏顺利移植到了一位来自三亚的患者身上，后者重获新生。

　　记者调查了解到，我省自2013年6月启动器官捐献工作至昨日，全省共有19人在身故后捐献出了肝脏、肾脏或眼角膜等器官，用来救助身处绝境的器官移植需求患者。这些器官捐献者中，有像张志远一样遭遇交通事故重伤不治的，有突发脑出血等疾病无力回天的，也有在医院里患重病久治不愈的。

　　捐献人体器官，可以让即将枯萎的生命在他人身上得到延续，然而，虽然器官捐献案例数量呈逐年增加的趋势，但面对着庞大的亟待进行器官移植手术延续生命的患者，我省器官捐献工作仍有很多可突破的地方，值得关注。

　　一线生机

　　器官捐献的人少  等待器官的人多

　　就在今天，在省内各大医院的肾内科，一张张病床上躺着正在做血液透析的尿毒症患者，愁眉不展的他们因为身体排毒不尽脸色发黑。

　　海南农垦总医院医务科器官捐献协调员文全对此非常了解，在他心目中，自己每天的工作就是尽可能快地帮助患者们找寻到生的机会。

　　但在省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周瑾看来，虽然经常会收到器官捐献案例的信息，但情况并不乐观。周瑾说，近年来，随着器官捐献、移植信息和知识的普及，用于治病救人的器官移植需求量也随之增大。而一个大家都不愿意面对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每年约有30万患者因器官功能衰竭等待着器官移植，但每年器官移植手术仅为1万余例，众多病人仍在苦苦等待。

　　与全国一样，我省器官捐献供需矛盾也很突出。三亚市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协调员杨亚锋说，从今年1月1日起，我国已停止死囚器官使用，如今公民自愿捐献已成为唯一合法器官来源。“如果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的器官数量不增加，医疗上对于器官的缺口可能会越来越大。”

　　文全和杨亚锋都感觉肩上的担子很重，他们和许许多多从事器官捐献协调工作的人都感到“传统的观念”让器官捐献者顾虑重重，工作推进阻力很大。

　　“在海南，一看病人快不行了，亲属就赶紧让病人回家，一定要留一口气死在家里。”文全表示。杨亚锋也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毁”的传统观念在我省依然很普遍地存在。

　　周瑾说，我省的器官捐献主要通过两种情形完成。一种是捐献者或其家属对自愿捐献有所认识，主动来电话表达捐献器官的想法。另一种则是潜在捐献者家属对器官捐献并不了解，协调员需要在临床医生的协助下主动接触，询问他们的捐献意愿。“捐献过程是艰难的，捐献者的配偶、子女任何一方不同意都不行。”

　　“主动申请的人寥寥无几，我们要去主动找他们。”杨亚锋说，以三亚为例，在网上登录器官捐献网站通过有效登记捐献器官的人“还从来没有过”。从2013年以来，杨亚锋通过各种线索寻找到10多位潜在的捐献对象，在与他们的家属和本人充分协调沟通后，到目前为止仅有4例成功完成捐献。

　　捐献困局

　　三种因素阻“捐途”

　　“毁约”状况多发

　　海口一所小学的老师王乐（化名）不幸身患癌症，在经历了痛苦的治疗过程后，病情还是进一步恶化。“我愿意捐出自己的器官用于医学、教学。”王乐给海口市红十字会打电话提出自己的愿望。

　　负责器官捐献工作的王雪梅立即赶往医院，为王乐送去了器官捐献志愿书，并指导她顺利完成填写。“如果王乐老师能够完成捐献，海口市器官捐献就有了第一例成功的案例。”海口市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罗平为王乐的善举感到安慰和温暖。

　　一切就绪，在省人民医院摘取眼角膜手术即将开始之时，王乐的丈夫赶到现场提出：“不同意捐赠”。“我们必须尊重所有人的真实意愿，包括患者家属的，不然会引起法律纠纷。”王雪梅说，虽然最终这起器官捐献并没能完成，但她仍然心存感激。“凡是填了器官捐献申请表的人，都迈出了这一步，我们都是给予肯定的。”

　　杨亚锋也遭遇过捐献者临时“毁约”的尴尬，在他看来，“作为器官捐献协调员，虽然前期要做大量的工作，但也不一定能成行”。

　　辽宁人李丽（化名）在自己身患癌症晚期之时，从东北老家来到三亚，这时的她已开始拒绝积极治疗，只是每天前往大东海看海。杨亚锋找到了她，和她沟通了想法后，李丽同意在自己去世之后捐献眼角膜等器官。为此，杨亚锋三番五次地和李丽协调捐献事宜，并协助李丽完成了捐献志愿书。

　　之后的事情让人意想不到。突然一天，躺在三亚南新农场医院的病床上不堪忍受病痛折磨的李丽找来杨亚锋，向他提出：“我愿意捐献自己的器官，但是你们要帮助我‘安乐死’。”

　　“对于病人，即使是无法挽救的危重病人，我们也要往活里救，而不是让她死得更快。”杨亚锋告诉李丽，她提出的要求不允许也不合法。在这之后，李丽反悔捐献器官了。

　　杨亚锋说，每一次处理器官捐献的前期工作都不容易。“你要考虑捐赠人有没有传染病，要考虑捐献人的器官适不适合做移植手术，也要考虑和需要器官的患者的血型能否配型成功，而最主要的还要看捐献者本人或家属是否有意愿，如果这些都没问题，也要保证捐献者达到器官捐献状态前不出意外。”

　　一项统计表明，公民从登记自愿捐献器官，到真正实施器官捐献，其比例只占了15%左右。这是因为，除了器官老化、失去活力外，如果志愿者患有某些特定疾病，器官也不符移植要求。

　　捐献条件难满足

　　9月28日，29岁湖南青年王大宇（化名）突然一阵剧烈头痛倒下了。他被送到省农垦总医院神经外科，经诊断，王大宇因突发性脑出血，生命垂危。彼时，王大宇的父亲刚刚从外地来到海口和妻子儿子团聚。噩耗传来，老人老泪纵横。

　　“已经没有治疗意义了。”医生向老人告知了王大宇病危的消息。王大宇的父亲强忍悲痛，向医生提出器官捐献的初步意愿。“希望能给别人留下生的机会”。王大宇的父亲在取得家人的一致同意后，红着眼睛签下了人体器官捐献志愿书。10月1日，器官移植完成后，王大宇家由于经济条件较差，向医院提出了困难申请，院方同意免掉了王大宇在医院产生的费用，解决了他善后的殡葬费用，此后，省红十字会也介入评估，给予王大宇家人一定的困难补助。

　　但在实际操作中，并不是所有捐献了器官的家庭都会获得救助。“对器官捐献者来说，我们实际没有专门的救助经费，这方面的募捐也很困难。”周瑾表示，红十字会对于“家庭特别困难的器官捐献者家庭”，也需要进行一系列的评估才会给予资助。

　　而按国家相关规定，器官捐献必须是自愿和无偿的。文全在协调的过程中就曾遇到，有意向捐献器官的捐献人家属提出“必须给予多少钱补偿，才同意捐献”的状况。往往因医院和红十字会无法满足捐献人家属的要求，致使捐献最终无法达成。

　　善后纪念设施欠缺

　　对于器官捐献者的缅怀纪念设施的欠缺也是困扰器官捐献的一个难题。

　　“他们捐献了自己的器官，但我们没有纪念林、纪念广场、纪念碑给他们。” 杨亚锋说，在武汉一家有资质进行器官捐献的医院内，院方特意设计了一面墙来纪念器官捐献者。此外，医院还专门设立器官捐献办公室，用来接待捐献者家属。“给予家属好的安慰和鼓励，最终决定在那家医院捐献器官的人很多。”

　　艰难破局

　　用理解和主动作为跑好生命接力

　　在最悲痛的节点寻找希望

　　杨亚锋从事器官捐献协调工作两年多，懂得了如何选择恰当时机，将器官捐献的信息、政策传递给家属。“我们会向主治医生了解病人病情，在救治不了的情况下，才去动员病人捐献器官。”

　　“有时家属们的抵触心理是十分强烈的。你去说，他们非常反感。” 杨亚锋说，对于器官捐献协调员来说，最为难的是在捐献者家属最悲伤的时刻，与他们讨论亲人离世后的问题。

　　文全也说：“在家属最悲痛的时候，第一时间要为他们想到能提供什么善后帮助，帮患者家属减轻一点负担。这样切入会好一些。”

　　对于协调过程中曾经经历的难堪场景，杨亚锋、文全等器官捐献协调员们不愿提及，他们表示，充分理解家属那时候的悲伤情绪，但他们仍会努力去做，因为他们是在为很多患者寻找生的希望。

　　今年4月，14岁的三亚女孩兰兰（化名）乘坐电动车时被机动车撞上，导致颅脑特重型损伤，走到了生命尽头。兰兰的父母与杨亚锋协调后，决定无偿捐献女儿的器官。兰兰被转至省人民医院后，杨亚锋陪着家属在海口住了整整一个星期，在完成捐献后，又帮兰兰找了墓地。

　　主动作为跑好生命接力棒

　　“每天面对亲人间的生离死别难受万分，这个职业需要足够强大的内心。”记者采访中，多位器官捐献协调员表示，自己最难受的就是亲属与捐献者的最后告别。那一刻，亲人们有的紧紧趴在捐献者遗体上恸哭，有的相互搀扶无语哽咽，更有的是悲痛之后的无助……这个时候，他们会双手合十，向捐献者行鞠躬礼。

　　相比较前期动员、协调、抽血配型、手术过程中见证、善后火化，器官捐献协调员寻找捐献者的过程也很不易，平日里，杨亚锋会格外留意各种网站搜集信息，还会给交警递名片，给医院的各个科室送宣传品。“生活中，发生意外受伤的重症患者很多，但信息无法传递到我们这里来，他们很少积极主动地找到我们，我们必须主动起来。”

　　“很多医生工作比较忙，另外作为医生也不方便跟患者协调器官捐献的事情。”文全认为，一些市县医生对器官捐献工作的认识没有上升到一定高度，导致协调员很难从他们那里收集到信息。为此，在省农垦总医院，医院配有的专职器官捐献协调员会到市县医院ICU、神经外科、急诊科沟通，遇到有合适的捐献者信息第一时间上报。医院组织专家到市县医院进行评估，在征得家属同意后，将捐献者送到海口来。

　　对于如何寻找捐赠人，杨亚锋希望政府相关部门组织医院、红十字会开一个协调会，引起他们对工作的重视。“让医院的神经外科、重症、急诊等医院相关科室的工作人员关注这方面工作，方便协调员提前介入。”

　　此外，他还建议，器官捐献协调员也要与交警事故科进行有效联动，增加信息源。

　　趋势向好

　　像推行无偿献血一样  推行器官捐献有个过程

　　虽然海口市红十字会还没有协调成功器官捐献的记录，但罗平认为，整个器官捐献的趋势向好。“这项工作起步较晚，但通过宣传是可以改善的，这需要一个过程。”罗平说，曾经无偿献血也有过不被接受的时期，但现在的无偿献血已经很普遍了。

　　一年来，海口市红十字会利用无偿献血的机会，带动宣传器官的捐献工作，收到了效果。“虽然仍然没有器官捐献的发生，但是已经有以候鸟老人为主的群体登记了遗体捐献。”王雪梅说，很多老人把家搬到了海南，希望在海南走完这一生。

　　81岁的上海老人毛守中和同龄的老伴徐蕙青如今在海口市海甸岛居住，老两口决定在他们终老后将自己的眼角膜捐出。“去世后，买坟地、烧香、点蜡，这些都不环保，还浪费钱，我们其他的器官都老了，希望去世后捐献眼角膜，然后把我们的骨灰洒向大海。”

　　做出捐献遗体的决定时，毛守中和老伴还在宁波居住，他们特意征得了儿子和其他亲属的支持。“我和老伴都是医生，我们希望医学能够更加发达，造福子孙，捐献遗体是我最后的一份贡献。”今年搬迁至海口，毛守中多次前往海口市红十字会，通过多次协调、公正，他们的捐献申请从宁波转到了海口。

　　“父亲不行了，我愿意把他的器官捐献出去，让世界多充满点爱。”9月19日，56岁的四川宜宾人李海强（化名）突发脑出血，病情危重。三亚市人民医院的医生在征得了李海强儿子同意后，与省农垦总医院联系，由对方的器官捐献协调员带专家到三亚，对李海强是否能够捐献器官进行判定。

　　不久后，李海强被送到了省农垦总医院重症监护室，进行救治。眼看病情进一步恶化，家属最终在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见证下，签订捐献志愿书。李海强的儿子说：“把遗体运回老家不太现实，器官捐献可以让父亲的生命继续延续下去。”

　　公开的资料显示，从2010年试点公民器官捐献，到去年年底，全国共实现捐献3058例，其中2014年就有1699例，数量超过了前4年捐献量的总和，公民器官捐献大气候渐成。

　　省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虽然我省到目前为止完成器官捐献只有19例，但相关捐献案例数量都呈逐年增加的趋势。文全也表示，大家对器官捐献的认可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短短两年多时间，能感觉到大家认识上的改变，社会上对这个事情逐渐认识并接受。”

　　专家观点

　　给予捐赠者

　　有尊严的对待

　　“人们固守的传统观念有道理，因此对于器官捐献来说，我们要从宣传一种更高境界的大爱出发。”海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章汝先表示，对于去世者家属不愿捐出亲人器官的观念应该理解，但可以通过宣传改变他们的一些观点，譬如对于家人来说，捐献了亲人的器官仍然可以寄托哀思。“我们的身体来源于大地，最后回归于大地，最终变为骨灰，多一个器官、少一个器官是没有关系的。”

　　章汝先认为，捐献器官体现了一种更高境界的大爱精神，应该值得提倡、宣传。“自己走了留下器官可以帮助别人，捐献出了眼角膜可以让盲者重见光明，捐献出脏器可以让病患恢复健康。”

　　“政府、社会应该对捐献遗体器官的捐赠者给予非常有尊严、庄严的对待。”章汝先举例道，在台湾，经常接受遗体器官捐赠的慈善医院，会将捐献器官的人称作“遗体大师”，在进行器官移植手术的时候，举办非常隆重、肃穆、庄严的仪式，亲属在一旁看了会非常安慰。“让人感觉到捐出遗体器官使得生命更加有尊严，更加有意义，更加伟大。”

　　培养社会公众的器官捐献意识在周瑾眼中也变得极为迫切，“器官捐献工作才刚刚起步，需要社会各界认同。器官捐献者用爱心温暖了这个世界，我们对器官捐献者和家属表示崇高的敬意！”

　　“每一位器官捐献者都是天使，我们器官捐献协调员愿意做守护天使进入天堂的人。”杨亚锋希望，器官捐献工作可以得到民政等部门的支持，为捐献者建纪念林、纪念广场、纪念碑。在为捐献者善后方面，要尽可能满足捐献者诸如骨灰存放等方面的需求，给生者以安慰和鼓励。周瑾也期望可以择一地给器官捐献者们立碑，刻上捐献者的名字，让更多的人有个地方可以开展纪念活动，缅怀捐献者的大爱行为。

　　（本报海口11月24日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