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有两场以“三农”为主题的分论坛，分别是“乡村建设与治理”和“农业的问题与出路”。虽然，到场演讲讨论的嘉宾都是国内外业界“大佬”，但相比其他议题，听众寥寥，媒体的关注也不高，成为年会中较为冷门的议题。

　　正如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前副部长仇保兴在论坛上说的，农民是一个沉默的群体。当今中国，农村人口依然占大多数，却是话语权最弱的群体，对农村的描述都是他人代书。

　　我们来梳理一下被描述的几种农村“印象”。第一种，受中华5000年山水田园诗的影响，认为农村是静谧的山林、悠闲的田野，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第二种认为，农村是凋敝的、空巢的、迷茫的，传统文化习俗丧失，为“儿时村庄”的逝去而伤感。第三种认为，中国农村是小农经济，无法对接大市场，因为农村落后而贫穷，美国现代化大农场是中国农村的未来。

　　这些“印象”都不够真实、不够全面。田园牧歌，本就是诗人笔下的“诗歌”，而非农民的生活，书写的是诗人的心情而非农民的心情。儿时农村也不见得真有那么美好，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努力走出大山。小农经济，在中国并不是纯商业模式，还承担着农民生活方式和中华传统文化；当然，人多地少的现实，也让中国农民不得不是小农。

　　新时期，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有必要重新认识“三农”，复兴农村。这不仅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也是为了每个人心中的那份乡愁。无论你关不关心农村，“乡愁”都会有。这是因为，农村是中华文化形成与继承所在，是中国文化的“根”，是中国人的“根”。在乡村形成的中华文化，已经深深融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基因。

　　在重新认识农村时，我们不能把城市和农村分割开来。来自澳大利亚的农业专家Andrew FORREST在论坛上说到，农村和城市相互交织，互相有溢出效应，不可能站在一个孤岛上制定农村和城市的政策。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就得益于制度改革扩展了民众的自由选择空间。因为有了自由选择空间，数亿农民离乡进城，让中国工业有了“劳动力红利”，也提高了农民收入。我们不能否认农民为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做出的贡献，也不能否认城市化给进城农民带来福利增长的意义。

　　当然，在城市化带给农民福利的同时，也造成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传统文化的流失。我们要认识到，解决“三农”问题，不能简单地感叹乡村凋敝，凭借浪漫主义去构建想像中的乡村，农民受困于贫穷，贫穷不会产生田园诗生活的浪漫，也无法支撑起乡愁。我们需要用平等的姿态、平等的理念，去理性思考“三农”问题。以往也正是因为缺乏这种平等理念而造成农村发展远远滞后于城市。

　　平等理念，需要城乡居民权利的平等。比如，长期以来，城里人可以拿房子抵押贷款，但是农民不能拿房子抵押贷款；又如，瓜菜田头价和摊头价之间的巨大差距。这些现象的背后，凸显的是城乡权利的不平等。前者是产权的不平等，后者则是市场权利的不平等，因为，农业投入品（农药、化肥、机械等）已经市场化，流通环节、销售环节也市场化，而种植环节并未充分市场化，为了保供给，农产品需长期处于产能过剩状态。

　　平等理念，需要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平等。这个平等，不能是简单地加强农村地区的教育、医疗、养老、体育文化娱乐等资源的投入，而是要让农民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享受现有资源的权力。城市的资源，并非城市居民所独有，而是所有居民共有，这也是中央提出的“共享”发展理论题中应有之义。我们也希望，有一天在制定各类社会保障津贴时，对农民的补贴金额不再“习惯性”低于城市居民。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说，中国工业化、城市化是以牺牲农村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的，现在需要补上这笔“欠账”。而对农村的反哺和扶持，这种平等理念是基础。然后在此基础上，恢复农民的组织化，重新激活乡村自主性、互助性、公益性的本源，增强农民抵御农业产业链条两头市场化对种养环节的挤压、冲击的能力；让农村各种资源能够充分流动、激活农村金融、促进资源利用率最大化。只有这些问题解决了，扶持农村发展农旅融合、精品农业等产业经济，才有生命力、才能受惠于农民。

　　我们希望有一天，中国能够消除中国乡建院院长李昌平的困惑：“1985年的时候，我们种30亩地、养30头猪，就是专业大户了，一家人过得非常好，比城里还好；而现在种30亩地、养30头猪，养活不起一家人了。”（本报博鳌3月25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