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路簿》是中国渔民发现、开发和经营南海岛礁及其海域的指南和铁证。由于完全来自渔民日积月累的耕海经验，因此《更路簿》存在着不同的抄本。虽然名称不尽相同，但不同抄本的《更路簿》都记载着由海南岛如何去往东沙、南沙、西沙和中沙群岛的岛礁地貌、航海路线、航行要领、气象水流等重要信息。在大风帆时代，《更路簿》就是中国渔民深耕南海的罗盘。由于它们用海南方言写成，故有“南海天书”之称。

　　《更路簿》是渔民写给自看的，目的在于南海耕耘中不迷航，不转向。因此，《更路簿》也就有了不同的抄本，因为渔民的耕海经历不同，在内容、格式和文体上也都有了不同。上世纪七十年代，《更路簿》才被学者们发现，但真正引起重视还是20世纪的事情。用海南方言写成的《更路簿》，虽然都用汉字表达，却因为海南方言内部也有文昌话、临高话、儋州话等的区别，在不懂海南方言的人看来，其中的每个汉字都认识，但连贯成句，却完全读不懂。

　　周伟民、唐玲玲两位教授潜心研究《更路簿》已有20余年。为了查清《更路簿》的民间抄本，他们长年累月奔波在海南岛周边的渔村和港口，走村过乡，挨家挨户走访，最终收集到12种以前从未被发现过的抄本。在广泛的田野调查中，他们还对老渔民和老船长进行了口述历史采集，抢救出了一批关于南海历史文化的宝贵的资料。《南海天书——海南渔民“更路簿”文化诠释》，就是他们20余年的田野调查和伏案研究的呕心呖血之作。

　　关于《更路簿》的研究其实早已展开，在每年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海南省社科规划项目中，都有关于《更路簿》研究的课题。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更路簿》的形成时间、抄本解读、地名学解义、法理学和经济学的价值等方面。由于研究者本人大多不懂海南方言，只能依据第二手资料研究，加上原有的抄本散存于有关高校和科研院所，因而极大地限制了研究者的研究视野和立意，使《更路簿》的研究存在着资料难找难懂、研究不够深入，甚至碎片化的现象。

　　在《南海天书》中，作者展示了22种《更路簿》抄本，仅作者自己收集自民间的就占居其中的12种。在书中，作者将这22种抄本全部进行了普通话转化，第一次全面撩开了长期笼罩在《更路簿》上的神秘面纱，使它以每个懂普通话的人都能看得懂，读得透。这22种《更路簿》的普通话本的汇集，使得关于南海问题的研究有了丰富而详实的资料基础，也让来自不同学科的专家能够突破原有的资料局限和语言障碍，从政治学、法学、经济学、历史学、地理学、地质学、水文学、气象学等学科全方位进行研究，从而使南海维权斗争以及在南海航运史、南海捕捞史、南海经略史、南海开发史、南海文化史等领域得到拓展。也许因为《南海天书》的出现，一门新兴的学科——《更路簿》学会随之而生。

　　海南岛四面环南海。南海是海南岛渔民的天然的生产场所和生活家园。《更路簿》是海南岛渔民经过世世代代耕海，用生命和汗水换来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南海天书》中，作者还用了大量篇幅对《更路簿》形成的自然地理条件和历史文化背景进行了分析，在大量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又把海南渔民的《更路簿》与福建渔民的《水路簿》比较，提出《更路簿》形成的时间在明代初年的观点。《更路簿》出现的时间越早，当然越能说明谁才是最早发现、开发和经营南海的主人，当然也就是中国拥有南海主权的最有力的证据。

　　在《南海天书》中，作者还收录了海南岛众多老船长在深耕南海的口述历史，内容丰富，资料详实。作者希望通过《更路簿》的文化阐释历史真实，说明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丰富灿烂的海洋文明。

　　《南海天书》的出版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因为它不但给南海问题的研究送来了新的史料和物证，使《更路簿》的研究更加科学化和系统化，而且可以使南海历史文化研究进行得更加深入。而最关键的是，这本书的出版为证明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是南海岛礁及其海域的最先发现者、命名者、开发者和经营者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作者系海南省社科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