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6月，12个年轻人在海口竹林里召开了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其中有位代表口音和其他代表不同，他就是来自湖南浏阳的湘籍共产党员罗汉。作为琼崖一大唯一一位外省籍代表，罗汉对开辟海南早期的党团工作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他之后的人生道路也历经波折，大革命失败后，他在苏联卷入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党内斗争中，先后成为陈独秀“托派”组织的干将和党外民主人士。

　　开辟琼崖党团工作

　　罗汉1897年出生于湖南浏阳的一个大地主家庭，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因受陈独秀、李大钊及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与同乡同学罗章龙、李梅羹等人积极参加和组织学生爱国运动。五四运动中，罗汉是比较有名的学生运动领袖，参加了“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等学生爱国行动，还在北大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五四运动后，大批进步学生留学海外。青年团员罗汉也于1920年底由北京赴法国勤工俭学，主要学习电木专业，并积极参加“勤工俭学会”的活动。1921年10月，由于参加组织勤工俭学学生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罗汉、李立三、陈公培、蔡和森等人遭到中国驻法公使馆和法国当局的干涉镇压，被武装“押送回国”。

　　罗汉回国后，被党组织委派到琼崖开展工作，罗汉清楚地认识到，一个地方革命运动的兴起，首先有赖于舆论宣传方面有所作为。到达海南后，他十分注意进步报刊，并参与其中的工作，利用它们作为宣传革命的工具。他与海南本地的进步人士积极合作，从《琼崖旬报》22期起接手，集中宣传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海南党团工作的早期开拓者，罗汉功不可没，从1921年底到1924年间，他与徐成章、王器民等一道，先后在海口市创办了《民国日报》《琼崖青年》《环球报》《现代时报》等进步报刊，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鼓吹革命。这些报刊在海南岛各地广泛发行，启迪了广大民众的革命觉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使很多学子认识到改造琼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加速了琼崖早期革命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

　　罗汉还和琼东县“民选”县长王大鹏积极配合，于1924年2月创办了嘉积农工职业学校，任校长。该学校课程设置以专业课为主，同时开设文化课和政治课，政治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让学生系统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罗汉的努力下，学校的办学方针始终以培养革命骨干为中心，校园里到处刷写着革命标语；图书馆里陈列了各种进步书刊；课堂上，学员们系统学习革命理论。在罗汉等的领导下，学校师生还以出版墙报、上街演说、演出文艺节目等方式进行街头宣传。党组织的积极活动，引起了军阀当局的不满，考虑到罗汉以外省人身份长期活动容易暴露，党组织决定调其到广东参加军事工作。

　　参加中共琼崖一大

　　1924年，罗汉同鲁易一道赴广州，在中共两广区委工作，与周恩来、陈延年一道共事。众所周知，在历史上，周恩来曾经担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副主任，在周的努力下，大批共产党人得以进入黄埔军校工作。罗汉就是在这时受中共中央派遣，来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教官，并兼任黄埔军校特别区党部主办的《青年军人》杂志发行股股长。他在军校秘密发展党的组织，参与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活动，为党培养了大批的军政干部，也与叶剑英、周逸群等有密切交往。黄埔军校开展东征军事行动时，罗汉、鲁易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分别被派遣到革命军中担任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罗汉被委派为国民革命军第4军党代表，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的重要代表人物。

　　1926年1月，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受命渡海赴琼，直捣邓本殷巢穴。第四军第11、12师及附属部队在未得到海军足够支持情况下，以机帆船渡海，成功攻克琼崖。鉴于罗汉的职务和地位方面的优势和便利，党组织命罗汉率大批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赴琼开展工作。1926年2月5日，中国国民党琼崖特别委员会在海口成立，罗汉以第四军党代表身份，被国民党中央任命为国民党琼崖特别委员会主任。此后中共琼崖特别支部成立，罗汉又被任命为特支书记，成为琼崖国共两党组织的最高领导。

　　作为中共早期的重要领导人物，罗汉对中共党团组织的建设十分关注。他认真贯彻中共四大关于加强党、团组织建设的决议，在琼崖大力发展党团组织，实实在在地进行党、团建设，在斗争中发现、培养和吸收社会各阶层先进分子加入中共党组织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使琼崖各地市县相继成立基层党团组织。到琼崖一大召开前，全岛成立了党支部14个，为中共琼崖地委的成立打下了基础。在中共琼崖一大上，由于罗汉此时还担任着国民革命军的要职，只能兼职地委委员并兼国民党工作部部长。

　　追随陈独秀进行托派活动

　　1926年9月，罗汉受中共中央派遣赴苏联学习，就读于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在留苏期间，苏共党内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斗争日趋激烈，不少中国学生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这一斗争。王明在苏联依仗东大校长势力，形成宗派团体，打击、排挤不同意见的留苏学生。随着托洛茨基在党内斗争的失利，王明在留学生中共党员中进行严厉的整肃，使得留苏学生人人自危。罗汉对于王明的这种宗派主义十分不满，在思想上又接受了托派的理论，开始秘密参加托派活动。

　　1928年秋，罗汉回国后被派往北京，参与北方党的组织活动。大革命失败后，全国革命形势陷入低潮，陈独秀被撤销了党内职务受到批判。罗汉回国后，曾先后几次和陈独秀联系，详细介绍了苏共党内斗争情况，并认为中国大革命失败的主要责任在苏共和共产国际。

　　1930年，罗汉在北京同中共一大代表刘仁等留苏学生组织了“十月社”，编辑刊物《十月》，宣传托洛茨基的理论和观点，正式与中国共产党脱离了组织关系。1931年5月，中国“托派”统一大会在上海召开，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罗汉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负责秘书工作，陈独秀为书记处书记。罗汉亲自起草了一个致托洛茨基的电报，正式告知托洛茨基中国托派宣告成立，并乐观的认为托派的旗帜不久将飘扬在全中国。自此，罗汉成为陈独秀“托派”重要骨干。“托派”中央组织被国民党当局破获，陈独秀、彭述之在上海被捕，罗汉因匿居苏州而幸免于难。

　　搭建陈独秀归党桥梁

　　陈独秀出狱后，在南京的短暂逗留期间，通过罗汉联系，曾与叶剑英、博古作过交谈，他们争取陈独秀回党工作，罗汉亦有回党之意。此时蒋介石也抓紧对陈独秀的拉拢，曾许以“劳动部长”职务，遭到陈独秀的拒绝。此时，陈独秀、罗汉师生早已脱离“托派”组织关系。

　　在陈独秀的默许下，罗汉同李侠公于1937年8月底从南京傅厚岗八路军办事处叶剑英、李克农手中领取了路费及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信。由罗汉负责代表陈独秀与中共中央进行商谈。9月初，罗汉、李侠公到达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罗汉见到了老朋友、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罗汉、李侠公向林伯渠提出去延安恢复组织关系并安排工作的要求，林向延安拍发了电报，毛泽东、张闻天复电同意罗汉、李侠公来延安一谈，因大雨路阻未能成行。

　　1937年9月10日，张闻天、毛泽东联名致电林伯渠。电报中指出中共中央并不拒绝以前犯错误的同志在真心悔过的前提下回归党组织共同抗日，并要求林伯渠转告罗汉中共中央对陈独秀的这一态度。罗汉接到林伯渠转来毛泽东、张闻天9月10日回电，心情沉重地对林伯渠说：“陈独秀的脾气和为人我是深知的，叫他悔过相当困难”。

　　1937年11月，王明、康生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得知中共中央与罗汉联系陈独秀“托派”合作事宜后，横加指责和阻挠。康生更是在《解放》周刊上发表《铲除日寇暗探民族公敌托洛茨基匪徒》一文，炮制了“陈独秀汉奸”舆论。此后，围绕陈独秀的问题，双方展开了一场大争论。1938年4月，罗汉在《汉口正报》发表了《致周恩来等的一封公开信》，叙述1937年8月至10月与林伯渠、叶剑英等“很融洽”的接洽情况，驳斥了王明、康生对陈独秀、罗汉的诬陷。

　　陈独秀“汉奸”风波之后，罗汉及家人由武汉搬到重庆，照顾着陈独秀晚年的生活。为了生计，罗汉以电木工程师的身份，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少将技术员（军委会工兵署技术员），从事技术工作。1939年5月3日上午，罗汉在日军飞机大轰炸中遇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