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中国文学史》出现，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在香港新亚书院，国学大师钱穆开过两次《中国文学史》课程，一次是1955年秋至1956年夏，一次是1958年至1959年。先生以时间为序，从《诗经》《楚辞》一直讲至明清章回小说，贯穿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体脉络。但是，因时局飘摇，自成一套完整体系的讲稿始终未能整理成书。尽管“许多吉光片羽最终都会归于尘土”，但“钱穆这部中国文学史讲稿，（却）注定会载入史册”。一如刘悠扬先生在钱穆《中国文学史》的附记中所言，“这本尘封60年之久的钱穆版文学史”一经报纸连载，“犹如一场学术地震，迅速引发了海内外中国文学史家的激烈争论”。

　　钱穆“学问渊博”，无论历史、文学、哲学、经济，还是艺术、社会，都有高深的造诣。但是，他最爱的是中国文学。由钱穆的弟子叶龙记录整理完成的《中国文学史》，原是钱穆的讲课笔记。或许这并非传统的、狭隘的“文学史”，或“并没有严谨到可用作教科书”，但好处恰恰在于它活泼、亲切，“个性十足”（陈平原语），尽显一代国学大师的文化操守。而其对文学极具个性的论述，见性情而有趣味，“可以作为导读、助读，点燃许多人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张伯伟语）。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更是直言不讳，相较于正襟危坐的文学史，更喜欢钱穆这“自作主张”的文学史，“每个从事文学研究的好的学者，都应该在心中或口头有一部自己的文学史”。

　　这部《中国文学史》“都是钱师平常所讲的，即包括原始诗歌和故事、小说”。一如叶龙在序文中所言，“我只是如实地把钱先生所讲的记录下来，没有加添也不删减。”那么，钱穆《中国文学史》的价值该如何认定？它将带来怎样的改变？之于“钱学”，之于中国文学史，之于那些在断裂后重新寻找文化之根的你、我、他，一切还不得而知。但是，“对于研究大时代中的知识人，这是标本，弥足珍贵”（刘悠扬语）。那每一个字所饱含的耀眼的生命激情，既来自钱穆试图在英属殖民地复兴儒家精神，更来自他将自己的生命之烛浇灌于三尺讲台化出的每一个字——与他那些精彩的学术论述相比，几乎具有同等价值。“历史应还其本来面目，不能曲解，不可贻误后人。”钱穆讲中国文学史，自言是“以死者心情来写死者”。这种于在绝望中建设的勇气和坚韧，始终贯穿在钱穆的讲稿中。

　　钱穆以史学成名，但学问之渊博，是公认的“最伟大的国学大师”。一生著述颇丰。其中，《国学概论》《国史大纲》《国史新论》《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等影响甚巨。著作辑《钱宾四先生全集》，分甲编思想学术、乙编文史学术、丙编文化论著，计56种54册，约1500万字。国际汉学批评家杨联升说钱穆治中国学术思想史，“博大精深，举世无能出其右者”。在他逝世之际，他的弟子逯耀东发出了“绝了，绝了，四部之学从此绝了”之感慨。正因如此，“阅读此书，仿若时间回溯，钱穆先生站在台上娓娓道来”（张万文语）。

　　相较于正儿八经的文学史著作，根据讲义整理而来的《中国文学史》显得活泼多了。相对于系统的著述而言，讲义集结成书的最大优点是“现场感”。相较于“照本宣科”，“老师在课堂上讲话，兴到之处，常常会冒出些‘奇谈妙论’，见性情而有趣味”（骆玉明语）。比如，钱穆说孔子之所以伟大，“正如一间百货公司，货真而价实。”一如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骆玉明所言，“这话简单好懂容易记，却又是特别中肯”，“会心处，仍可听到声音的亲切”。书中，钱穆不仅引经据典，还“普及”“纠错”了史学、地理学相关知识。这就是钱穆博学而广识处，讲文史、做学问“亦得要义理、考据和辞章三者兼顾，不但要讲其历史演变、创作目的和字句修辞”，“还要了解历史地理，懂得校勘学”（叶龙语）。

　　从历史与社会来说文学，从文化环境说文学，从中西比较说文学，这就是钱穆的《中国文学史》。一如叶龙所言，“钱师用一生的精力，把经、史、子、集都读通了，所以他讲任何一门课，都有其精彩独特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