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初，一份名为《新青年》的杂志发表了胡适的一篇文章《文学改良刍议》。不久，杂志主笔陈独秀便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以为呼应。由此，以白话文为主要标志的中国现代文学运动，正式拉开帷幕。
回首百年，时间的进程运行到了2017年的刻度上。百年前的喧嚣早就逝去，白话文和白话文学早已融入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语，一词一句。我们抒情、争辩、阐述、告白、述说、吟诵，都在不知不觉中遵守着这份遗产的规约。
1917年，肇始于《新青年》的现代白话文学运动，发出了变革社会的新声。
国运多舛。一百多年前，东西方文明大冲撞引发了国人普遍的文化焦虑。越来越多开眼看世界的人，深刻意识到文言分离对国家和社会现代化、国际化的阻碍。青年知识分子们积极地策动了现代白话文学运动。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都将矛头对准了文言书面语体系和传统文学。他们要彻底废弃旧语言和旧文学，引发了一批青年学人的积极回应。
没有谁比年轻人更热衷于摧毁与起哄的了，然而许多年轻人的鼓噪，除了分贝，还能贡献什么呢？两个巨大的尴尬，从一开始就摆在新文学阵营的面前。
林纾：双簧戏钓出的“大鱼”
如何突破自己的朋友圈局限，将语言和文学的变革拓展向全社会，是新文学阵营面临的第一个尴尬。
新文学阵营尽管组织了许多理论文章，但是敌人迟迟不见出现。被新文学阵营树立为标靶的旧语言和旧文学根本不理睬年轻人的呼吁。无响应的呐喊，终将消磨于历史无情的喧哗。时间到了1918年，新文学阵营实在耐不住没有敌人的寂寞，自导自演了一出精彩的双簧戏，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写信，向白话文学发起恶毒的攻击，再由刘半农回信对其进行严厉的驳斥，双方的通信刊登在《新青年》上。这一出双簧戏，终于引出了一条“大鱼”——林纾。
林纾是个奇怪而矛盾的存在。当时，社会上绝大多数的文学青年，都是读着林纾翻译的外国小说长大的。从这个角度说，林纾对中国近现代文学和文化的贡献是巨大的。另一方面，林纾本人并不懂外语，他的译作都是先请精通外语的人口译出内容，再由他用文言改写而成的。他还会依据中国的传统道德要求对小说任意剪裁和修改。从这个角度说，林纾似乎反对语言和文学的改造。他的身上体现了鲜明的过渡色彩。
撼动林纾，就等于撼动了旧文学的一角。
林纾被这场双簧戏莫名其妙地拉来当了活靶子，糊里糊涂卷入了论战。1919年，他创作了两篇文言小说《荆生》与《妖梦》，以虚构的故事影射和谩骂新文学阵营。他还致信蔡元培，要求蔡元培对新文学阵营的诸位主力严加约束。因为当时新文学的主力大多在北京大学供职，而蔡元培则是那一时期北京大学的校长。蔡元培本着“兼收并蓄”的态度，以不便干预学术自由为由，成功地帮助新文学拉了“偏架”。
蔡元培与林纾之间书信往来的能量，远非《新青年》一干人众所能比拟。这两位文化圈大咖的隔空喊话，终于让白话文和白话文学如愿走进了公众视野。
挽救白话文学创作的鲁迅
光鼓吹没有用，关键还是要写。但是写不出像样的白话文和白话文学，这是新文学阵营面临的第二个尴尬。
尽管极力反对文言文，但是《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却都是用文言文写成的。这事真的有点滑稽。理论说得漂亮，可倒是来点真格的啊？没办法，没人会！中国这么大，方言那么多，人们一直以来的思想范畴、概念，抒情的意象、方式等，都是用文言书面语写成的。
白话文应该怎么写，要写成什么样？1918年1月，《新青年》杂志改版，全面使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符号，所有人都是用摸着石头过河的心态来写作的。
胡适会用白话文写日记，但是如何写出一篇整齐的白话文章来，他自己心里也没有底。他像做实验一样，尝试白话文写诗，“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真的做到明白如话了。但是，这像诗，像文学吗？人艰不拆，这里还不提他的诗作是否真正摆脱了传统诗体的束缚。毕竟，这时的胡适还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就在新文学阵营拿不出像样的白话文作品的时候，一个姓周的浙江人进入了他们的视野。这个口音浓重的小个子，当时正躲在绍兴会馆里面“抄古碑”，而且一抄就抄了十年。
钱玄同抱定一颗唤醒民众迷梦的做大事的进取心，来到绍兴会馆，请这个姓周的同乡为新文学刊物写一些东西。这个早年曾在日本留学、弃医从文、翻译过域外小说、筹划过文学刊物的人，那时还叫周树人。
人到中年，看惯了世态炎凉和希望幻灭，周树人的格调与那些少不更事的年轻人格格不入。他认为钱玄同们做大事的进取心残酷而无效，这世界远比人们想象的还要糟。他觉得，现实永远无法改变。与其用新文学唤醒铁屋子里的人，让他们明明白白地挣扎死去，倒不如让他们继续悄无声息地安睡更加幸福。
周树人是悲观而悲悯的。说服周树人出山的理由倒也简单：不管你怎样绝望，江湖义气要讲，给个面子，总可以吧？
于是，周树人抱着给朋友面子的态度，写了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从此周树人成了鲁迅。
然而，就是这本应付差事的小说《狂人日记》，一下子震惊了新文学阵营的所有人。因为它不仅有着纯熟的白话文语体和娴熟的现代小说技巧、精湛的小说结构，更有着白话文学阵营的创作者们所无法企及的思想高度。一言以蔽之，《狂人日记》的突然降临，连新文学自己都有点准备不足。
对于新文学来说，《狂人日记》的出现就像一片刚刚冒出新芽的草地上，突然长出了一株巨大的枣树，新文学早期的其他创作根本无法与鲁迅的小说匹配。紧随其后的“问题小说”，就属于那些冒芽的新草。一帮北大的青年教师和更年轻的学生，在那里不停地写着旧家庭不让他们自由恋爱的故事。这些故事透露出现代文学发生时期天然的简单和幼稚，不要妄谈小说的技巧、结构、形式感，也不要妄谈白话文语体的质量。
此外，早期的白话文学作品质量也甚是叫人“捉急”。早期白话诗就不说了，时装新戏、幕表剧、爱美剧，早期的散文，很多都如同一锅生米一般的牙碜。
被朋友面子拉下水的鲁迅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有一句专业的评价，叫“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端，并在鲁迅手中成熟。”
新文学阵营面临的尴尬只是一时的。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短短几年间，白话文和白话文学就取得了正统的地位。
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文学社团的崛起，乡土小说、象征派、新月派等文学流派的涌现，冰心、周作人、郭沫若等大家的手笔，迅速将方兴未艾的现代文学推向了更为广阔的未来，草地上的新芽迅速长成葳蕤多姿的百花园。
一百年来，在曲折、低回、蓬勃、多元的发展路途中，中国现代文学的香火从未中断。从“鲁郭茅巴老曹”，到今天的余华、苏童、莫言、格非、李锐、毕飞宇、铁凝、迟子建、于坚、韩东等等，一批批、一代代有热情、有才华的作家始终在进行中国文学创作。他们不惧寂寞，坚守内心，用高质量的创作，延续着中国现代文学顽强的生命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