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吧。电话都还没有普及，整个村庄都才只有一两台手摇电话机。初中毕业后，不再读书的年轻人，在过完年之后，会跟着大几岁的人一起出去打工。不是宁波、温州，就是杭州、上海。

　　所以，吃过晚饭以后，常会有村邻手里捏着一封信，慢慢地走到我们家来。

　　他们是来找我父亲读信的。

　　父亲念过高中，在村里是个有知识的人。父亲提笔写字，一是为村人写信，二是“号”农具，三是过年写春联。大大小小的箩筐、风车、打稻机、竹簟、犁具、畚斗上，都能常见到父亲的字。

　　泡一杯茶，拉几句茶话，大家在灯下坐下来。然后父亲展开信，读给对方听。

　　初中毕业后，村里的凤英也跟人一起外出打工了——到杭州，已经是天遥地远了。好不容易写一封信回来，家里人都很高兴。我只记得，凤英在信里说到，她在服装厂上班，工资还不错，住处也干净，大家住在一起。就是吃饭，不怎么习惯。

　　那时候，谁家儿子女儿在外面打工，有一封信回来，几乎是一件大事。总会说到城市里的情形，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很多事情，都是村里人闻所未闻的。那时，没有几个村民去过那么远的地方，那么繁华的城市。

　　于是，读信的过程，也是大家一起讨论的过程。这样的讨论，可以排解当事人的孤独与无助。于是，大家边读信，边说话，边议论。议论完了，父亲再仔仔细细铺开信纸，帮人写信。

　　大家讨论一句，父亲写一句。

　　凤英妈说，告诉她，家里都好，不要挂念。你在外面要注意身体，安心工作。

　　凤英妈说，饭菜不好吃，那也没有办法，饭一定要吃饱，吃饱才有力气。

　　想了想又说，家里的母猪生了一窝小猪，一共十六只。

　　信写完了，父亲再给人家读一遍。凤英妈点点头，好，那就这样吧。过几天，有邮递员到村里来，那封信也就寄出去了。

　　那时候，邮递员是村人们最盼望见到的人。

　　有儿女在遥远地方打工的，就更是牵肠挂肚。因为写信几乎是唯一的信息渠道。

　　等到再过两年，我也出门去读书了，一去就是几百里，杭州。

　　我也给家里写信。

　　那时为了一句写信的抬头敬语，都要斟酌半天。“亲爱的爸爸妈妈”好，还是“尊敬的父亲母亲大人”好？如果这样写，总觉得怪怪的，平时在家里，哪里会这样跟父母说话，显得有些假；但要不这么写，父亲收到信后，一定会在心里责怪：这么不懂得礼数，没大没小！

　　几乎每半个月，就要写一封信吧。也几乎每半个月，能收到父亲的一封信。

　　奇怪的是，我到现在几乎已经记不得当时那些信里写些什么了。我只是在每收到一封信的时候，就可以想象，父亲和母亲一起在晚饭后，坐在灯下读信和写信的情形。

　　到了冬天，我放假回家，邻居小水哥来找我。小水哥在宁波打工，那些天正好回家过年。他跟我说，他喜欢上一个工厂里打工的姑娘,自己不会写信，托我帮他给姑娘写封信，要文采好一点，有文化一点。

　　他把藏在衣服里的一本书拿出来，我看了一下，是《教你怎样写情书》。

　　就这样，我也开始了代人写信的工作。从那本书里，摘抄一些句子，再加上一些想象，把小水哥的思念添油加醋地写在信纸上。

　　小水哥一边读，一边连连称赞，说写得好，写得好！然后小心翼翼折好，折出花样，小心翼翼装进信封寄出去。

　　等到我毕业的时候，小水哥已经和那个姑娘结婚了。

　　我去喝喜酒的。说起来，我也算是功劳非小。

　　再后来，写信的日子越来越少。我也几乎再没有代人写过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