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过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读书热的人们大概还记得，1982年，《鱼王》汉译单行本首次在中国出版的时候，当时它掀起了怎样的一股如饥如渴的追捧热。这不仅是因为当时国内普遍存在对俄罗斯文学的喜爱之情，更是因为《鱼王》这本书本身作为文学作品的可读性价值所在。

　　今年五月，广西师大出版社重新再版《鱼王》，在国内引起巨大关注。有作家说，过了35年，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又借着《鱼王》复活了。

　　他是西伯利亚之子

　　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当代著名抒情小说作家，出生于1924年，在十月革命的时代大背景下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母亲早逝，先由祖母抚养，后来进入了孤儿院。

　　了解阿斯塔菲耶夫作品的人都知道，他的出生地对他日后成长为作家的重要影响：他在西伯利亚大草原上的一个小村庄里出生。西伯利亚谜一般的原始森林，奔突不息的叶尼塞河与静谧的冰雪冻土，给了他一颗感应自然音色和光谱的纤细之心。他曾与拉斯普京一道，被称为“最纯粹”的两个俄罗斯作家。在他的代表作《鱼王》和《树号》中，他一遍遍描绘着这片北极圈边缘地带的森林和叶尼塞河，以及在那里的外来者和原住民的生活足迹。

　　像那一代的所有作家一样，阿斯塔菲耶夫参加过卫国战争，并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国内曾出过他的一部早期作品《牧童与牧女》，里面可以看见作者早年生活的痕迹。

　　阿斯塔菲耶夫不是天才性的人物，这位出生在西伯利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一个农民家庭的孤儿，品尝过流落街头的艰辛，在二战中受过重伤，退役后做过形形色色的底层工作，然而生活里的苦难并没有马上转化为文学上的才华与声名，1952年才出版的第一本小说集《明春之前》，那一年他二十八岁。1959年，他参加了高尔基文学院高级文学讲习班，笃定从此以文学为事业，他的小说开始定期“默默无闻”地在各种杂志上发表，直到1967年，才首次在前苏联文学杂志的No.1《新世界》发表作品，当时作者已经四十三岁了。1976年，年过半百的作家拿出了《鱼王》，这部长篇小说如今是俄罗斯文学当之无愧的经典。

　　“钓鱼人” 钓出了《鱼王》

　　阿斯塔菲耶夫从1951年开始发表作品。1959年，《老橡树》为作家带来了声誉。之后作家佳作连篇，1960年的《流星》写的是卫国战争期间一对男女的军医院相识并相爱，然而出于对生活的责任感未成眷属的故事。1966年的《偷窃》以孤儿院里两次互为因果的偷窃为线索，描写一群性格迥异的孤儿和在他们身上萌生的“俄罗斯的怜悯心”。《牧童和牧女》（1971）被作者称为“现代牧歌”，主人公负伤后，在对恋人的苦苦思念中死去，表现超越战争的残酷之上的人性的力量。由23个短篇和一部中篇组成的系列小说《最后的致敬》（1957—1977）贯串着作家对生活中稳定的道德价值的关注。作品在展示主人公维佳成长的同时，刻画了一系列普通的俄罗斯人形象，其中祖母象征着“人的不朽，人民的生命力和人民永恒的记忆”。之后便是这部给作家带来更广泛声誉的作品《鱼王》。

　　1976年，长篇小说《鱼王》首次在苏联出版。当时，来自西伯利亚的作家阿斯塔菲耶夫是俄国文坛最耀眼的“后起之秀”。他毕生都徘徊在家乡西伯利亚叶尼塞河流域，不厌其烦地讲述那片接近北极圈的荒原冻土地带上人们的真实生活，追索大自然和俄国民族的心灵。

　　《鱼王》一书是体现作家创作个性最充分的作品，这部取材于作家在西伯利亚的真实经历，讲述叶尼塞河流域的原住民和外来者的生活，集中体现了作家的道德观。这本书在苏联首版后获苏联国家文学奖，苏联国内报刊上围绕《鱼王》掀起了热烈讨论，阿斯塔菲耶夫被誉为“俄罗斯心灵的表达者”。

　　然而，作家本人却不喜欢这本书。《鱼王》的写作历程步履维艰，问世更困难，据阿斯塔菲耶夫回忆，“那时由于创作和校对手稿过于劳累”，他病倒住进医院。“但即使在医院里我也没有逃脱掉这倒霉‘鱼王’的纠缠”，他被编辑在电话里频繁地催促协调和补写段落，到半夜两点钟“还在通过电话‘创作’”。作品得奖后，他的写字台堆满了来自出版界和评论界的赞扬信件，其作品的首位鉴赏者，他的妻子谈起《鱼王》时却说：“你自己也不理解你写的是什么！”（见《最珍贵的稿酬》，收录进散文集《树号》）

　　《鱼王》问世后的某年十一月，他迁居回西伯利亚，独自和叶尼塞河天寒地冻的冷峭相处。一日归家，发现“门把手上挂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条鱼和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送给《鱼王》作者。钓鱼人。”没有署名。

　　这张纸条让他“感到泪水开始湿润眼睛”，立刻决定邀请朋友来品尝鱼汤。“这是多么鲜美的鱼汤啊！”阿斯塔菲耶夫需要的，一直是普通读者。（见《鱼王历险记》）

　　《鱼王》与中国作家

　　作家王小波当时在读了《鱼王》之后说：“世间一切书中，我偏爱经过一番搏斗才写成者，哪怕是小说也不例外。这种书的出现，是作家对自己的胜利，是后辈作家对先辈作家的胜利，是新出的书对已有的书的胜利”，他将《鱼王》列入个人阅读中“不可多得的好书”。

　　《鱼王》由十三个中短篇故事构成。如果熟悉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或V·S·奈保尔的《米格尔街》和米沃什的《伊萨谷》的人，会看出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都是作家基于自己的童年的生活地所经历的人事为蓝本创作的，《鱼王》写的是阿斯塔菲耶夫的故乡西伯利亚，那些居住叶尼塞河畔的亲戚，朋友和熟人，他用悲悯的笔触写出了这些人的喜怒哀乐。阅读这本书，你会看见里面有美丽的自然风景，个人记忆中的往事，还有生活在底层的，性格淳朴而默默无闻的小人物。《鱼王》情节其实非常简单，每个标题都是一个小小的事件，对里面的人物作者既不放过他们人性中的罪恶，也不会丢失同情的笔触。但每当在描写美丽的大自然的时候，作者都抑制不住内心油然而生的喜悦之情，在作者那里，只有自然是美好的，崇高的，甚至带着神性的气质，能够化解人类的一切丑恶，在那里所有人类都会获得天堂般的宁静。

　　对于《鱼王》这部作品表现出来的这种品质，或许不难理解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为什么中国现当代作家中很多人都深受其影响。比如藏族作家阿来把阿斯塔菲耶夫叫做“精神之夫”，他说：“其实我写小说最早是受《鱼王》的作者阿斯塔菲耶夫的影响”。阿来在主题上有很多和《鱼王》相似之处，比如在早年的创作中，短篇《已经消失的森林》就可以看出《鱼王》里人类对自然的掠夺的主题。

　　山东作家张炜深受《鱼王》在道德主题上的影响。他说《鱼王》“俄罗斯文学的伟大传统强有力地援助了它，它继续了它的余音，让其在冻土带上久久环绕。”张炜的部分早期作品如《九月寓言》《海边的风》，都同样关注在对自然肆无忌惮的破坏中的道德问题。

　　而对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来说，《鱼王》对其影响更大，他在很多文章和外出演讲中提到过《鱼王》，对里面的片段常常能够大段背诵出来，他曾说：“我只记得他那里面写‘这是建设的年代，也是破坏的年代；这是在土地上播种农作物的年代，也是砍伐农作物的年代；这是撕裂的年代，也是缝纫的年代；这是战争的年代，也是和平的年代’等等”。

　　从《鱼王》对中国现当代作家的整体影响，可以看出，是里面存在的高于人类视野的道德力量，这种叫人反思的道德力量来自于大自然，阿斯塔菲耶夫曾说到：“我写有关大自然的作品既是为了孩子，也是为了成年人。我想让人们懂得：我们周围的一切，从绿色的草地到孱弱的小鸟，从原始森林里的野兽到种满庄稼的田野，直到我们赖以呼吸的天空和供给我们温暖的阳光——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如果说这一思想在八十年代时契合了某种时代精神的话，那么在当今消费和信息高速传播的社会里，我们重新来读《鱼王》这部作品或许意义要更大。如果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还能感受到《鱼王》里描写的美丽自然风景，那么面对现在城乡差距缩小的生活经验时，重读《鱼王》不仅有着道德教育的意义，还难免带上了乡愁的色彩。从这个意义上说阿斯塔菲耶夫犹如“大地之子”，带领我们在重温“俄罗斯田园颂”的时候，也警告我们人类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对自然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