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春，著名作家和社会活动家郑振铎到上海担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七七事变”后，郑振铎参加了文化界救亡协会，全力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八一三事变前，战争阴云已笼罩着上海。当时，郑振铎藏在虹口开明书店有一百多箱古书。那段时间，郑振铎和朋友们反复商量：“这些书到底能否留下？如果日军攻进来，这些书被搜到了，会有什么麻烦？”大家反复探讨，但是没有人能够说明哪几部书是有问题的，或哪些是可留的？

　　随着局势不断恶化，日军占领上海，一时间恐怖气息弥漫开来。随后，不断有日军逐家进行搜查、有的人因一二本书报而被逮捕等消息传来。

　　郑振铎和朋友都是爱书之人，此时此刻，大伙儿的心情异常焦灼，相互看着发愁，都怕因“书”惹祸，却又舍不得割爱，又不敢卖出去，实际上卖出去也没有人敢要。

　　不久，日军加强了文化统制。他们通过了保甲等组织，挨户通知：凡有关抗日的书籍、杂志、日报等等，必须在某天以前，自动烧毀或呈缴出来。否则严惩不贷。随即，他们在各书店、各图书馆，搜查抗日书报，一车车的载运而去，继而把人直接带走。气氛越来越紧张。

　　思前想后，郑振铎痛下决心：“烧，把这批书全部烧掉。”

　　他先把有关信件、有关记载、许多报纸、杂志及抗日的书籍连地图在内，扔进壁炉里。继而开始处理那一箱箱书，一本本，撕碎了，扔进去，立即燃起熊熊大火。当看到瞿秋白送给他的签了名的几部俄文书、最心爱的几套古装书，他的心头像什么梗塞着，说不出的难过，眼圈红了一次又一次。他觉得自己实在太残忍了！实在舍不得烧的许多书，却也不能不烧。有的书头一天留下了，到了第二天又狠心烧了。有的已经烧了，心里却还在惋惜着。

　　郑振铎将这些书整整烧了三天。期间，他动员孩子们一起撕、一起烧。孩子恳求着：“爸爸，这本书很好玩，留下来给我吧。”他难过得再次落泪，何尝不想留下来呢？但考虑后摇摇头：“烧了吧，下回买好一点的书给你。”

　　这时，仍有朋友过来问：“什么书该烧，什么书不必烧。”郑振铎实在没法回答，领他们到壁炉边。“看吧。我在烧着呢。但我的情形不同。你自己斟酌着办吧。”那段时间，郑振铎周围没有一家不在忙着烧书的。

　　事过之后，郑振铎假想：“如果当时不烧，能否把这些书寄藏到别的地方。”随后，又否定了。那种情况下，人人自危，“移祸”之事，他绝不肯做。

　　多年之后，郑振铎写了一篇《烧书记》的文章，铭记那段关于书的惨痛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