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被誉为“近代完人”“最后的大儒”，其功业记之史册，有目共睹。尤为难得的是，曾国藩家族的后人也十分优秀，近两百年间人才辈出，有名望者不下两百人，这在中外历史上，实属罕见。有人说，曾氏家族之所以能长久兴盛，这与曾国藩留下的家训有着直接的关系。所谓“人必有家，家必有训”，中国古代的家训传统作为“贤一代”们培养后代的途径，于今仍有现实意义。
一
愿为耕读之家
不为仕宦之家
上世纪四十年代，上海《申报》连载了一篇奇文曰《保富法》，其文意在劝诫世道人心，不意数日间竟收到助学献金十七万余元，堪称一字千金，轰动一时。
文末，作者做了如下总结：一、数十年来所见富人，后代全已衰落；二、六十年来，文武大官世家都已衰落，后人不兴；三、惟有不肯发财的几个大官，子孙尚能读书上进；四、官极大，发财机会极多而不肯发财，念念在救济众人的，子孙发达最昌盛，最长久，一一都有历史事实为证。
为此，作者举了曾文正公（曾国藩）的例子，说他“地位最高，权力最重，在位二十年，死时只有两万两银子；除乡间老屋外，在省中未建一间房，也未买一亩地。他亲手创立的两淮盐票，定价很便宜而利息非常高；每张盐票二百两，后来卖到两万两，每年利息就有三四千两；当时，只要有一张盐票，就可称为富家了。而曾文正公特别谕令曾氏一家人不准承领；在他逝世后多年，后人也没有一张盐票……所以，为官者躬行廉洁，就是暗中为民造福；如果自己贪钱，那么部下将领官吏，人人都想发财，老百姓就会受害不小了。总而言之，保富必须有智慧眼光，也要有辽远的见识与宏大的心量。”
《保富法》的作者聂云台系旧上海首任商会会长，同时也是曾国藩的外孙。那么，他是不是阿谀奉承、为自家长辈歌功颂德呢？当然不是。因为说到曾国藩及其家族传承，放眼神州，这一两百年来恐怕还没有超过曾氏家族的。
古语有云，“君子之泽，三世而斩”，那曾氏家族长兴不衰的道理在哪里呢？
对此问题，曾国藩也同样有过思考与焦虑，其在写给长子曾纪泽的信中说，“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贸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故教造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
曾国藩还特别补充说，如果不能看透此层道理，则“虽巍科显宦，终算不得祖父之贤肖、我家之功臣”；如能看透此道理，则我亦钦佩之至。他还特别举例说，“澄弟（曾国澄）每以我升官得差，便谓我肖子贤孙，殊不知此非贤肖也”；如以升官发财就是光宗耀祖的话，那李林甫等人何尝不是位极人臣、煊赫一时，但他们真的能让家族门第生辉吗？
对于子孙后代的发展前途，曾国藩倒也算豁达，其表示：“子孙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子孙若不肖，则多积一钱则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势必大玷家声。”无独有偶的是，近代名臣林则徐也有类似看法：“子孙若如我，要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要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
曾国藩与林则徐虽然同处一朝而相隔数十年，但两人观点却出奇的一致，这恐怕就不是一种巧合了。
二
曾国藩治家：以身作则，防微杜渐
中国人的传统，为人父母者都希望子成龙、女成凤，这也实属正常。可是，在很多时候，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将门出虎子，而犬子也为数不少。
那么，古人是如何培养后代呢？除了学校的教育和社会的教育外，家庭教育也同样重要，而各种家训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家训又称家诫，主要围绕治家教子、修身做人展开，其实质是伦理教育和人格塑造。从诸葛亮《诫子书》到《颜氏家训》，从《朱子治家格言》到《曾国藩家训》，这一传统已经延续了近两千年。
曾国藩治家，重在“克勤克俭”。他曾说，“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若其“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为此，曾国藩立训先立身，从自己做起。其为官三十余年，从不沾染官宦习气而坚守清贫朴素，平日里总以一荤为主，非客到则不增一荤，有时饭里杂有带壳之谷，他也要磕壳而食米，其俭如此。至于其穿戴就更简略，全部衣物总值三百两银子，一件青缎马褂，一穿就是三十年。
家俭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曾国藩律己甚严，对子女的要求也主要抓“勤俭”二字。他曾教育子女，“勤字功夫，第一贵早起，第二贵有恒”“居家以不晏起为本”“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家事忌奢华，尚俭。”
同治三年时，曾国藩的夫人、媳妇、女儿来到江宁督署，署内“办纺车七架，每日纺声甚热闹。”堂堂督署后院而终日纺车“吱吱呀呀”之声，贵为总督家属却须自纺棉纱，曾国藩治家之严，其家风之淳厚，由此可见一斑。
据曾国藩的小女儿曾纪芬在年谱中的记述：在她只有十几岁时，跟随母亲来到两江总督府。当时，她觉得自己是总督的女儿，出入总督府总要穿得体面光鲜一点，于是上边穿了件蓝色小夹袄，下边穿了条缀青边的黄绸裤（其过世的长嫂留给她的）。孰料父亲见后，立刻令她换掉。由此可见，曾国藩并不赞成孩子沾染富贵之气。
在戒骄戒惰方面，曾国藩是绝不姑息的。他曾这样教导子女，“出门宜常走路，不可动用车马，长其骄惰之气。一次姑息、二次三次姑息，以后骄惯则难改，不可不慎。”同治五年时，曾国藩听说长子曾纪泽对自家孩子有些骄纵，于是特写信告诫说：
“尔之天分甚高，胸襟颇广，而于儿女一事不免沾滞之象。吾现乡里贫家儿女愈看得贱愈易长大，富户儿女愈看得娇愈难成器。尔夫妇视儿女过于娇贵，柳子厚《郭橐驼传》所谓旦视而暮抚、爪肤而摇本者，爱之而反以害之。彼谓养树通于养民，吾谓养树通于养儿，尔与家妇直深晓此意。”
由此可见，曾国藩治家十分严谨，一旦苗头不好即立刻警醒，其用防微杜渐而非亡羊补牢之法，这无疑是十分高明的。
三
读书明理
曾氏家族人才辈出
对于家中子侄辈，曾国藩的要求更高更细更严，其在家书中不厌其烦地一一指示：“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其又说，“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
平日里，曾国藩要求子侄辈为人处世“三不许”：一不许子女斥骂仆佣，二不许轻慢邻居，三不许仗势欺人。其表示：“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立’也；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有以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
为此，曾国藩特为子侄辈指出骄奢的害处，“达官之子弟，听惯高议论、见惯大场面，往往轻慢师长、讥弹人短，所谓‘骄’也。由骄而奢、而淫、而佚，以至于无恶不作，皆从骄字生出之弊。”为此，他一再告诫子弟：“家门太盛，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人人须记此二语也。”
话虽如此，在曾国藩、曾国荃等第一代人外出为高官后，其后辈子弟也难免沾染不良风气。为此，曾国藩在同治元年忧心忡忡地诫谕长子曾纪泽说，“余家后辈子弟，全未见过艰苦模样，眼孔大，口气大，呼奴喝婢，习惯自然，骄傲之气入膏盲而不自觉，吾深以为虑！”
同治七年时，曾国藩教了子侄辈一个具体的节俭用钱方法，其在家书中说：“历鉴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其衰也则反是……尔辈以后居家，须学陆俊山之法，每月用银若干两，限一成数，另封秤出。本月用毕，只准赢馀，不准亏欠……不愿子孙过于贫困，低颜求人，惟在尔辈力崇俭德，善待其后而已。”
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临终的曾国藩再三叮嘱后人：不愿儿孙为高官将领而希望多出读书明理的君子，“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在此告诫之下，曾氏家族此后也再没出过领兵打仗的将领。
曾国藩去世后，其长子曾纪泽承荫出仕，后成为一名出色的外交官并在中俄伊犁谈判中立下大功；次子曾纪鸿一生不仕，专研数学，著有《对数详解》等；长孙曾广钧中进士而长守翰林；曾孙、玄孙辈中如曾宝荪、曾约农等都成为著名的专家学者。
“一代苦、二代富，三代吃花酒，四代穿破裤”，曾氏家族可说是摆脱了“富不过三代”的历史怪圈。在近两百年间，曾国藩及其兄弟家族绵延至今，有名望的人才如曾昭抡等高达二百余人，其分布行业之广、影响之大，古今中外，实属罕见。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曾氏家族人才辈出，这其中原因，对于当下不能不说是很有启发意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