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知名导演姜文执导的民国侠义电影《邪不压正》正在影院热映，影片主角李天然在去医院上班第一天，就被迫对着一颗割错的肾脏立下誓言。这个“肾脏梗”让懂它的人心领神会。毫无疑问，这颗肾脏属于梁启超先生，正是肾脏割错的手术失误导致梁先生英年早逝。当然，如果对晚清民国的历史感兴趣，对梁启超的经历感兴趣，由谢玺璋撰写的这部《梁启超传》绝对是首选。

　　正如刘再复在本书《序》中所言：“把一个人的传记几乎写成一部中国近代史，只有通过梁启超的传记才可能。”国学大师梁漱溟将梁启超和蔡元培并列，称“近五十年，中国出了两个伟大人物，一个是蔡元培，一个就是梁启超。……其贡献同在思想学术界，特别是同一引进新思潮，冲破旧罗网，推动了整个国家大局。”诚哉斯言。

　　不过，梁启超的学术成就虽然要远胜蔡元培，却有着远比后者要大得多的非议。究其主要原因，便是因为梁启超的“善变”。他曾和老师康有为一起成为“公车上书”的主要发起人，之后因为“戊戌变法”成为最坚定的保皇派，然而，当康有为和张勋勾结在一起，妄图复辟时，梁启超又与老师康有为决裂；他曾因为能够使中国“走向共和”而支持袁世凯，但袁世凯图谋称帝时，梁启超又指使学生蔡锷举起讨袁护国的大旗，自己也对袁世凯进行口诛笔伐。

　　实际上，梁启超的的“善变”，正是由其不变推动。面对数千年中国未有的变局，梁启超追求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任何学派、任何学说，都是工具，只要能够达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目的，都可以进行拿来用之。正如他自己所言：“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至而后已焉。若夫其方法随时与境而变，随吾脑识之发达而变，百变不离其宗，但有所宗，斯变非变也。此乃所以磊磊落落也。”（《善变之豪杰》）

　　谢玺璋写梁启超，串联起的正是整部中国近代史。梁启超与老师康有为从共同进退到彼此决裂；与黄遵宪“谊兼师友”；与谭嗣同“肝胆相照”；与章太炎“亦敌亦友”；对杨度，“众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对唐才常，“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他与大人物袁世凯曾有过多次交往与合作，但都功败垂成，并差点让梁启超“身败名裂”；他与另一位伟大人物孙中山因政见不同，势同水火，也因此造成国民党对梁启超的有意疏远。这些在近代史上鼎鼎大名的人物，因为和梁启超的交集走进《梁启超传》，也使《梁启超传》更像是一部波澜诡谲，阴云密布的近代史，让读者一窥当时之波澜壮阔，风云际会。

　　梁启超去世时，年仅五十六岁。对于一位学者来说，正是思想的丰富期和创作的高峰期，只可惜，天妒英才。谢玺璋用“寂寞身后事”来形容当时社会对梁启超去世的普遍态度。不过，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随着越来越多的史料被披露，对梁启超的重新认识和评价的呼声也渐渐高起来。正如谢玺璋在书中所言：“（从近代开始，中国人）一代又一代一波又一波所不断追求的，归纳起来就是宪政主义、民主主义、民族主义。梁启超是将这些概念引入中国的第一人，也是其权威阐释者。”虽然党派不同，政见不同，但梁启超追求“建立民主自由新国家”的目标却与孙中山、毛泽东不谋而合。

　　时至今日，梁先生离世已经将近九十年，但他的学术遗产、思想遗产和政治遗产却值得后人去整理，去学习，去挖掘，去遵循，为建立“富强民主自由之中国”而不懈奋斗！这是梁先生的愿望，也是谢玺璋撰写《梁启超传》的一大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