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7月29日，历史学家范文澜去世，距今已整整50周年了。

　　范文澜是海内外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中国史学领域建树和贡献巨大，素有“新史学宗师”之誉。范文澜还是一位热忱的爱国者，全面抗战爆发后，他走出书斋，利用自己的学识和声望宣传抗战，号召民众抵御外侮，以最大的热情投身于挽救民族危亡的洪流之中；1940年代初，范文澜奔赴延安，完成了从一名学者到革命者的蜕变。

　　从学者变成“游击战术专家”

　　范文澜是浙江绍兴人，出身于一个官僚家庭，少年时期先后在绍兴、上海和杭州等地读书；进入民国后，范文澜在家中长辈鼓励下考入北京大学，受业于国学大师黄侃、陈汉章和刘师培等人，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

　　黄侃、刘师培和陈汉章都是留日出身，在北京大学赫赫有名，其中以黄侃知名度最高，也最受学生欢迎。据黄侃弟子冯友兰介绍：“他（黄侃）上课的时候，听讲的人最多，他在课堂上讲《文选》和《文心雕龙》，这些书我以前连书名都没听说过的。”黄侃善于吟咏诗章，抑扬顿挫，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美感，学生们也情不自禁地随着他唱和。黄侃与弟子之间的忘我唱和，后来竟然成了北京大学的流行文化，被师生们称为“黄调”——据说当时“凡有学生处，皆闻‘黄调’声。”

　　北大毕业后，范文澜先后在一些中学和大学担任教职，期间出版了《文心雕龙讲疏》等学术著作，在学界崭露头角。如果按照这个路子一直走下去，范文澜可能会成为一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国学宿儒，但就在这时，一件事情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这件事情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五卅运动，当时范文澜在南开任教，他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五卅’运动起来，才打得我半动。我开始知道帝国主义的凶恶残忍，非轰跑它不能救中国。我参加天津市民大游行，从出发到回校，没有掉队，嗓子叫哑了。”

　　1926年，范文澜在天津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年，范文澜到北京教书，因天津党组织遭到破坏，他与组织失去联系。虽然如此，范文澜依然积极参加进步活动，并曾两次遭到国民党当局拘捕，他也由此看清了国民党政府假民主、真独裁的真面目，从而走上了爱国救亡的道路。

　　抗战前夕，范文澜来到中原古城开封，任教于河南大学。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由华北南侵，河南沦陷近在眼前，河南爱国青年都感觉到学习救亡理论和技术的必要性，包括范文澜在内的许多进步人士也都“大做文章”动员群众。在这种背景下，范文澜便以河南大学名义成立了一个抗敌工作训练班，聘请有经验的教员讲授中国问题和游击战术，参加训练班的青年学得非常积极，这让范文澜感觉到中国不会亡国，抗战必然胜利。

　　在此期间，为了配合抗敌训练班教学，范文澜和同事们搜集资料，编印了一本名为《游击战术》的小册子。范文澜万万没有料到，这本小册子竟然大受欢迎，两个月就销售了5000多本。范文澜由此也被外界误传为“游击战术专家”，许多学校、机关和团体邀请范文澜演讲时，主持人都介绍他是“中国著名游击专家”，范文澜虽然当场否认，但人们都以为他谦虚。范文澜的名头越传越响，以至于河南许多县政府找到河南大学，点明要范文澜去指导游击战术。范文澜后来在文章中调侃说：“我深切感觉到虚声浮名，误事不小，此后随时警惕不要做抗战阵营里的‘招摇撞骗者’。”

　　大闹舞阳城

　　范文澜举办的抗敌训练班声誉很好，在河南社会各界具有极大影响力。范文澜与同仁商量后，决定挑选部分优秀学员南下信阳打游击，并沿途举办短期培训班，联系当地青年，宣传抗战，发动民众，传播救亡种子，培养抗日骨干力量。

　　这支近百人的队伍被命名为河南大学抗敌训练班农村服务团（简称服务团），由河南大学教授嵇文甫、范文澜分别担任正副团长，成员大多来自河南大学及北仓女子中学、省立女子中学、开封女子师范和开封高中。为避免个别别有用心者造谣捣乱，团长嵇文甫不随团行动，留在开封做统战工作，服务团一切具体事务都由范文澜负责。

　　服务团从开封步行到许昌，在许昌办了一个为期两周的训练班，受到当地政府、驻军和民众的欢迎。1938年1月30日（农历1937年腊月二十九日），范文澜带领服务团抵达舞阳县一个小村庄。这时恰逢过年，服务团连夜组织学员画漫画、写标语，向乡民宣传抗日道理；随后又在附近村庄举办识字班，编唱通俗易懂的《抗日三字经》：“三一年，九一八，日本鬼，侵中华，占东北，大烧杀，抢财宝，把人抓。”这是服务团首次到农村宣传，范文澜带领学员们教唱抗日救国歌曲，演出抗日话剧；老百姓也从这些“先生”口中了解了抗战的紧迫性，知道了不抗战就会亡国的道理。

　　春节后，范文澜带领服务团进驻舞阳县城，与当地抗战及青年团体联手进行抗日宣传，这引起了驻舞阳中央军第52军军长关麟征不安，于是授意县政府将服务团赶出县城。舞阳县长不便出面，派警察局长马先周去找服务团。当时服务团正在演出，马先周对范文澜说：“县长奉关麟征军长口谕，限贵团明日离开舞阳。”

　　范文澜非常愤怒，但当时还是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说：“好，明天再见。”演出结束回到寓所后，范文澜向团员报告了此事，大家极为愤慨，范文澜对大伙说：“我们应该有在中国土地上做救亡工作的自由，舞阳难道不是中国土地么？我决计不走，我决计到舞阳县监狱里找中国土地去。”团员们叫起来：“我们一起去”。

　　第二天一大早，范文澜找到关麟征，质问他为什么赶服务团走。关麟征自知理屈，连忙否认此事，说可能是县长误会了他的意思，随即摆了几桌酒席招待范文澜和服务团学员。关麟征酒量很大，范文澜也是海量，两人棋逢对手。范文澜将酒桌当成了演讲台，他对大家说道：“诸位，我们在这里似乎听不到枪声和炮声，可是大家可曾想到，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正在遭受着一场怎样的劫难？！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在野蛮地践踏着我们的国土，大好河山烽烟四起，同胞们的鲜血染红了大地！有多少父老在血泊中呻吟！有多少兄弟姐妹在遭受着敌人的蹂躏！我们的民族在流血啊！大家还是团结起来，拯救我们的民族吧！”

　　服务团学员和在场军官们都被范文澜的演讲感染，据他回忆，几乎“全体哭泣”；军部一名参谋听说舞阳县长要赶走服务团，勃然大怒，拔出手枪非要枪毙县长不可。团员们拉住这名军官，他对空连放几枪，以发泄胸中怒火。这场宴会称得上是惊心动魄，据说后来还有好事者将此编成故事，题目就叫“范文澜大闹舞阳城”。

　　不久，关麟征率部参加了举世闻名的台儿庄战役。

　　到延安去

　　徐州会战结束后，第五战区在鄂豫边区和襄樊一带活动，司令长官李宗仁邀请范文澜参加五战区抗敌工作委员会。这时，已与党组织接上头的范文澜向鄂豫边区党委请示，组织上同意他到五战区从事统战工作，为了工作方便，决定把他入党时间再推迟一段时间。

　　1939年春，日军加紧对信阳、桐柏一带的侵犯，为保证范文澜安全，中共鄂豫边区党委决定范文澜从信阳回到确山县竹沟镇，随同党委机关一同行动；1939年9月，范文澜在河南省确山重新入党。据当时的边区党委负责人王阑西介绍：“范老到竹沟镇后，生活虽较在信阳游击区流动性少了，但生活是极端困难的，跟所有战士一样，每天六分菜金，与刘贯一、王思九、夏农苔三同志同住一间暗淡无光的房子。”

　　不久，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决定将范文澜转移至延安。到延安后，范文澜高兴地在文章中说：“我到边区了！我清算过去四五十年的生活，一言以蔽之曰‘烦恼’。现在开始清爽快乐的生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