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都以为，《共产党》是第一本中共党刊。其实，这并不准确，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共产党》前两个多月，《新青年》已改版为其机关刊物。

　　《新青年》（第一期刊名为《青年杂志》）于1915年9月15日在沪创刊，由陈独秀主编，上海群益书社发行。陈独秀此时寓居上海嵩山路南口吉益里（今太仓路119弄）21号（原建筑已不存），这里也即编辑部。以《新青年》问世为标志，对中国现代历史进程具有重要影响的新文化运动兴起。

　　1916年冬，陈独秀赴北京为杂志筹集资金。刚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求贤若渴，决定引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文学院院长）。陈独秀却表示要返回申城，继续主编《新青年》。蔡元培希望其把《新青年》移到北京，并表示将给予支持。陈独秀接受诚邀，《新青年》编辑部北迁。

　　1919年5月，五四运动爆发。《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其中发表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它堪称中国比较系统地介绍、分析马克思学说的开山之作。

　　1920年5月1日，《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出版“劳动节纪念号”，登出孙中山“天下为公”和蔡元培“劳工神圣”的题词，刊载上海、北京、天津、武汉等10多个城市和地区工人现状和劳动状况的调查报告和照片；陈独秀发表的《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直陈时弊；李大钊发表的《May Day运动史》，介绍“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来历和意义。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亟须一份机关刊物，据李达回忆：“宣传方面，决定把《新青年》作为公开宣传的机关刊物，从八卷一号开始。”《新青年》的改版筹备仅用一个月，它从1920年9月1日起呈现新貌，仍由陈独秀主编（至年底，他赴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杂志由陈望道负责）。这期杂志封面正中有地球图案，从东西两半球伸出两只强劲有力的手紧紧相握，“暗示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此时，《新青年》增辟“俄罗斯研究”专栏，连续发表30多篇译稿和文章。陈望道晚年说“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就是带有树旗帜的作用”。同年12月，《新青年》为了抨击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开展大讨论，发表陈独秀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李达的《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和《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等。

　　在进行改版之际，《新青年》脱离上海群益书社，自建单独的新青年社。而且，设立总发行所于法大马路279号（今金陵东路近福建南路处），由苏新甫主管。除了《新青年》，新青年社还发行面向工人、店员的《劳动界》和《上海伙友》。1920年8月15日，《劳动界》创刊号出版，封面标明“总经售处上海法租界大自鸣钟对面新青年社”，这应是“新青年社”初次见诸媒体。从1920年秋开始，新青年社又陆续推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丛书”，书目广告列有近10种，实际付梓8种，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有：李季译、蔡元培写序的《社会主义史》，黄凌霜译、张伯坚校的《哲学问题》，恽代英译的《阶级争斗》等。

　　1921年2月，《新青年》第八卷第六号在沪付排时，上海法租界巡捕房警探以“宣传过激”为由，到印刷厂将全部稿件搜走，又查封新青年社总发行所，该社不得不迁往广州。翌年7月，《新青年》休刊。1923年6月，中共三大作出决议，重新出版《新青年》，作为中共中央理论性机关刊物，并由月刊改为季刊，由瞿秋白主编。

　　《新青年》是中国近现代一份内涵丰富深刻、影响广大深远的杂志，它开启了民智，振奋了国魂。可以说，它由一份著名杂志发展成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机关刊物，进而又曾成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绝非偶然。

　　（摘自《解放日报》之“100年前，共产党报刊在上海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