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赢得“酒仙”雅号，陆游“一饮五百年，一醉三千秋”，亦不示弱，但若因此以为古代文豪个个都是饮中豪杰，实为谬矣。许多古代文人雅士虽不善饮，却也深谙酒中之趣。

　　自号“醉翁”，筑醉翁亭，并有《醉翁亭记》流芳百世的欧阳修，酒名响当当，他确实喜欢饮酒，但酒量却十分有限，少饮即醉。苏轼对酒也是格外钟情，他不仅写下许多关于酒的诗词，还亲自酿酒。在谪居黄州时，苏东坡酿有蜜酒，以此招待客人，此后一发不可收，先后酿成了松酒、桂酒等等。苏东坡对他在惠州酿的桂酒特别得意，认为常服可以养生延寿，是“天神的甘露”。苏东坡酿酒不是凭一时兴致，闹着好玩，而是作为一项事业一丝不苟地进行。他根据自己的酿酒实践，写出了一篇很有学术分量的《酒经》，这在古代十分罕见，所以，苏东坡可称得上是“酿酒专家”。

　　然而，对酒如此投入的苏东坡也是见酒即醉之人。他自述道：“予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予下者。然喜见人饮酒，见客举杯徐饮，则予胸中，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味，乃过于客。闲居未尝一日无客，客至未尝不置酒。天下好饮，亦无在予上者。”这句话直白的意思是，天下酒量差的，都比他酒量大。但是天下喜欢饮酒的，都比不上他对酒的热情。这话听起来有点大言不惭，但仔细揣摩，又有几分道理。

　　另一个负有酒名的文人是明代公安派诗人袁宏道。袁中郎总结了饮酒的经验，写成《觞政》一文，分一之吏，二之徒，三之客，四之宜，五之遇，六之候，七之战，八之祭，九之刑典，十之掌故，十一之刑书，十二之品，十三之杯杓，十四之饮储，十五之饮怖，十六之欢具，共十六款，对饮酒的环境、地点、用具，以及饮酒过程中的各种助兴活动都一一作了严格的规定，袁宏道亦不善饮，但一篇《酒觞》有条有理，情趣盎然，可见其也是深得酒中趣之人。

　　古代文人饮酒，不在于饮多饮少，大都酒后返璞归真，轻轻松松地显出自己的真性情。苏东坡不羡他人的海量，因为他虽只饮了一两杯，但“酣适之味，乃过于客”，袁宏道则是”未饮陶陶先醉心”，饮多饮少一样能进入美好的境界，又何必为酒量而惭愧呢？相反，如果只会大口猛灌，体验不到饮酒美的境界，那只不过是一具酒囊饭袋而已。

　　文人钟情于酒，实是陶醉于酒中之趣。中国古诗中酒味如此浓郁，不仅因为有陶渊明、李白、杜甫、陆游这样的“海量”诗人撑起了“市面”，还因为有像欧阳修、苏东坡、袁宏道等无数不善饮而爱酒之人在“凑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