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竹峰新作《击缶歌》走传统路线。同样重读经典，评说大师，鉴赏地方戏，记录非遗，独辟其蹊径——明清以来才子佳人式性灵写作，重新赋予新时代的语境。说一个词：“风致”或“林下风致”。它属于胡竹峰，可观可吟，可赏可鸣，并不局限作者本人关起门来的“一己之美”。

　　著名作家李敬泽评说《击缶歌》，谈到“风致”：“地方戏中有风土。《诗经》十五国风，地上土，人间风。自然之声、市井口音便是风。《诗经》远了，地方戏也渐渐远了，胡竹风是追风人，《击缶歌》这一册书是追风记。用文字铭刻声音，测度声音中的一派山河、一方社火，婉有风致。”胡竹峰读中国文章，品徽地杂戏，追三千年绵延“风致”，疏影横斜，浅吟低唱，自成一派极简婉约文字。

　　清雅也好，素淡也好，出尘也好，其实越扯越形而上，模模糊糊，朦朦胧胧，无法较真的，或用来叙述书画的笔墨更为贴切。不过，我在这里借“林下风致”，不说书画笔墨趣味，偏说胡竹峰读书赏戏闲情。就好比胡竹峰不以“风致”抒写江南水乡胜景，而演绎中国文章和徽州土戏一样。

　　江南山水柔软，烟火阑珊，更适合做春秋大梦，看才子佳人命运传奇老戏。“傩”“打日连”“青阳腔”“岳西高腔”“徽剧”“梆子”“一曲黄梅”“花鼓与花鼓戏”“拉魂腔”“庐剧”“二夹弦之歌”“坠子坠子戏”“四句推子”“释嗨声”“含弓戏影”“平安戏”“戏人卷子”……《击缶歌》的篇名，个个暗合皖北皖西南徽地一带地方诸戏声名。也是奇了！

　　尤其皖西南徽地一代，得中原和江南交壤地利，商贾才人南来北往多汇于此，方音土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正宜南戏北戏融合生长。于是，便有了胡竹峰笔下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土戏”。地方小戏，有三千年风土。方音土调，描眉画眼，举手投足，社火明灭，细节如此斑斓。

　　胡竹峰听家乡戏，描中国文章，都选择了其最擅长的审美手段，也是中国式的审美手段——“水墨”。水之飘逸，墨之灵动，无论是有色的文章，还是有声的戏台，全都作水墨烟岚，渲染晕化了。中国水墨见中国精神，也有说叫“中国气息”“中国气象”的。在胡竹峰的文字里，水墨精神会不会就是那一段风致？

　　一如目连戏：“目连打开了地狱之门，舞台上青烟四起，手执钢叉和纸钱的五猖神紧追披发鬼……乡民举着火把，尾随其后追赶，绵延的火龙，将古老的乡村照得通体透亮。”以动态写舞美，仿佛北方年画门神，一招一式，活现民间。

　　再如青阳腔：“那日在青阳太平山房，格外想青阳腔。太平山房是几百年老房子，建筑规模比想象的要大要深，镌于村头，仿佛一巨幅工笔画。”心理活动的忆戏情绪，诉诸工笔，靠谱的线，勾连绵延的笔。谁是角，谁又是捧，谁是戏人，谁又是那道具？

　　三如花鼓戏：“芒花一白，白茫茫一白，暗白的天光下，竟有诗意，落在老杜‘窗含西岭千秋雪’一句上。”白描是寂寥的。甚至连墨线也省去了，唯余留白、飞白、暗白、白茫茫一片，直抵老杜的寂寥，西岭千秋雪，一介书生的独角花鼓。还可以举出很多。

　　《中国文章》之后，《击缶歌》把胡竹峰的笔墨“风致”推向某种境界——有笔无触，有墨无迹，相与流连，物我两忘，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精神也好，主义也好，作为中国士大夫内在审美专利，无须刻意上升到某种符号，一望也知其内蕴：随性、细腻、克制而温婉。

　　胡竹峰的轻描淡写，留白跳跃。没有自伤与伤人，也无形式的“隔”与“被隔”，以及命题的“轻”与“重”。有的是天马行空，针线落地，对酒当歌，东方欲白，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在该书序中写道：“有落有起，有情怀的激荡，也有无奈和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