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商因海而生，依海而长。

　　始于汉代，海南商人便与北部湾地区商人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先行者，

　　立下海上丝路的开创之功。  

　　“海商”之称，寓意海南商人具有海量情怀——

　　海纳百川，开放包容，放眼全球的精神境界。

　　海商文化蕴含着浓郁的海洋文化特质。

　　商品意识、开放意识的萌动滋养，

　　成就了海商冒险开拓、创新进取、开放包容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内涵。

　　今天，站在“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巨轮上回望，

　　海商文化犹如海上明珠依然璀璨夺目；

　　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伟大征程中，

　　海商文化必将被赋予更加丰富的时代内涵与社会价值。

　　海南周刊今起陆续推出

　　《丝路海商》《下南洋》《新海商》系列报道，为您娓娓道来海商的故事。

　　足迹

　　万里丝路云和月，回眸千年经典，无论稀世之珍，还是灿烂文明，皆在这部丝路史诗中流淌淘尽。

　　海上丝绸之路如同一匹华美的绸缎，在无垠的海域之上铺陈开来，有时化作一股股丝线，有时又像一张大网，塑造了一个跨越千年的黄金时代，参与其间的海商也在沿途留下了独特的身影。

　　时至今日，或清晰可见，或断断续续，但我们仍旧可以循着海商的丝路踪迹，从这座岛屿出发，重溯这场海上历史长卷的伟大遨游。

　　丝路首航

　　北部湾，孕育海商的摇篮

　　在海上丝绸之路雏形初具之前，海南商人就已蓄势待发。

　　秦汉以前，海南岛已经与北岸的岭南各地，楚国乃至中原地区，以及中南半岛和南洋诸岛发生往来，并出现了一批通晓这些地区语言和商路的商人，客观上为汉代以后所开通的横贯东西的海上丝绸之路准备了人才。

　　海商能够如此四通八达，得益于优良的地理位置。海岸线弯曲的北部湾不仅港口众多，利于船只行驶，而且盛产珠犀玳瑁等海错珍玩，是当时海上贸易最活跃的地域，而海南岛正好扼守着北部湾南北两端的进出口。

　　据《汉书》记载，西汉朝廷派遣黄门译长率领，并招募熟悉商路的贾人组成船队，其中就不乏经验丰富的海南商人。船队从北部湾启航，向南行驶经过临高、儋县一带海域，续往前行，到达中南半岛，直通东南亚各地，或经接驳到达印度东南部和斯里兰卡等地。这是中国朝廷与西方发生海上贸易的滥觞。

　　海上丝路首航地——北部湾成为孕育海商的摇篮，而搏击风浪的海商也和北部湾地区其他商人一道充当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先行者，立下了开创之功。

　　公元三世纪，孙吴开通了自番禺（广州）启航，经海南岛东部海面，直穿西沙、南沙群岛海面抵达东南亚各地的便捷航线。作为“广州通海夷道”的前身，这一航线的开通，不仅大大缩短了到东南亚诸国的航程，也促进了海南东南部海岸带的开发。

　　这条航线出现之后，各大商船自然摒弃了沿岸航行、水陆接驳而通往印度的传统航道，改为穿过马六甲海峡，直驶波斯湾和红海地区。

　　版图扩张

　　云帆高挂南海与印度洋

　　尽管海南人早在秦汉以前已与楚国、中原地区发生交往，但受中原文化的浸润却自唐代始。唐朝对外开放和经济繁荣的程度举世闻名，因此在文明曙光涌入的同时，海商的商业版图也愈发广阔。

　　海商在唐代的崛起，同开元年间大庾岭道的开凿大有关联。大庾岭道贯通的南北水运大道与“广州通海夷道”相衔接，意味着偌大的中国大陆被纳入广州海上丝路贸易的腹地。根据唐代贾耽的记载，中国的海舶从广州启航，沿着“广州通海夷道”，历南海、印度洋，云帆高挂，直驶巴士拉港（在今伊拉克）。

　　唐代中叶，国际海洋贸易圈形成，海上丝路已成为通往西方的主道，以广州为始发港，又向东北伸展，接通了朝鲜、日本。

　　此时的海上丝路穿过海南岛的东部，在海南东南部停船补给船上生活之需。海南岛在丝路航线节点的地位和作用的提升，有力地促进了海商的兴起，也延伸了海商的丝路足迹。

　　唐代海商能够驰骋于南海，掀起一代风云，与俚人洗氏掌控南海贸易尤其密切相关。

　　一代传奇洗夫人“请命于朝，置崖州”，随着俚族大联盟的形成，洗氏家族在岭南的势力日益雄厚，唐代更达巅峰。从今之珠三角，沿着南海北缘向西逶迤，经雷州半岛至广西东南部，皆属冯洗氏势力范围。冯洗家族由于经营南海贸易而富极一时。

　　赢取主动

　　拓展“东洋”及印度洋东非海岸

　　宋代海商的命运是同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紧密相连的，两宋继续推进改变过去坐等外商前来贩运的被动政策，采取“走出去”，以操纵南海、印度洋贸易的主动权。

　　较之从前，宋代通过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路与海外交往的地区更加广泛，尤以东洋地区（即婆罗洲以东，主要为今天的菲律宾群岛）和印度洋地区的东非海岸为主。

　　海商趁宋代出现的商机，开发本地农产品，将土特产投入海上丝绸之路的流通区域。除了香料供应海上贸易之需外，“尤以槟榔、吉贝为独盛，泉商与贩大率仰此。”

　　全新局面

　　帆踔“二洋”，倏忽千里

　　16世纪，新大陆的发现使得海洋贸易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西欧商人的海上扩张，改变了传统海上丝绸之路以和平贸易为基调的特性，商业活动常常伴随着战争硝烟和武装抢劫，出现了中西海商直接交遇的新局面。

　　此时南海贸易的网络，既连结太平洋沿岸的南美洲，又重新伸展到永乐之后中断往来的印度洋，并扩及大西洋，初步形成横跨亚、非、欧、美四大洲的世界性海洋贸易圈。

　　随着丝路发展不断成长的海商，在大航海时代的机遇面前表现不凡。当时的西方商人既然不来海南做直接交易，海商便主动走出去加入长途贩运行列。来自万宁的海商廖瑄在明中叶就已经驰骋于南海与经过大庾岭道的南北水运大通道上，且在这条大通道的南运河商业重镇东光（今河北沧州）建立商业据点。

　　明代嘉靖、万历（16世纪）以后，朝贡贸易衰落，官方的市舶贸易已经不能满足中国与南海诸蕃国的需求，私人海上贸易（走私贸易）勃兴。

　　明代隆庆元年实行的“引票制”，在当时抑商观念下难能可贵，海商趁着这一有限度的开海贸易时机，纷纷下海营商。他们“帆踔二洋（指东西二洋，即日本和东南亚洲），倏忽千里，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获大赢利。”

　　明代后期，海南商人的海上贸易活动愈加频繁，兴贩范围更为广阔，他们前往南海弧形沿岸各地从事经商活动，有的还留居当地，为东南亚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西方的贸易公司依靠先进技术和武装舰队，甚至在南海建立起各自的殖民基地，实行殖民统治。在这些地区，华商受制于西人，有时为西人作短程运输，陷入附庸。而冒险开拓的海商则在南海海域上留下了自造大船出海贸易，与之抗衡的传奇事迹，海瑞之孙海述祖就是当时的杰出代表。

　　走向全球

　　从下南洋到远渡重洋

　　富有海洋文化素质的海商，入清之后心志愈加开阔，不以侨居东南亚为满足。咸丰八年（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允许开琼州为商埠后，海商与美、日、英、德、法等国商人有了直接的交往，越发远渡重洋，走向全球。

　　海商于宣统元年（1908年），成立华暹轮船公司，从事海上航运。清末时期，在东南亚的新加坡、潘拉克、西贡、盘谷、顺化、赤隆、金峰等地，均设有海南华侨会馆。时至今日，还可以看到海商“下南洋”的历史遗存。公式

　　（史料及观点引自叶显恩教授《海商的精神境界与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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