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南日报记者 梁君穷

　　三亚市海棠区仲田岭上，草木郁郁葱葱，远处的高楼阔路，显出这里的现代化发展。在琼崖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军民坚持敌后抗战，这里曾上演过可歌可泣的抗日风云故事。

　　琼崖敌后战场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华南乃至全国人民的抗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宝贵而特殊的贡献，而地处琼岛南端的崖县（今三亚市），被日寇铁蹄践踏更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的敌后斗争也更为英勇。

　　岁月沧桑，青岭葱郁。当重新走上这片山林，昔日的革命遗址已被岁月隐埋，山脚下的纪念碑巍然耸立，默默诉说着当年的峥嵘岁月。今天这片海湾每一位游客的笑脸，都是对当年为民族谋独立、为人民谋幸福的英雄们最好的回应。

　　动员

　　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

　　“九一八”事变不久，冯白驹领导的琼崖特委就印发了《九·一八事变宣传鼓动大纲》，号召全琼人民和爱国侨胞参与抗日救亡斗争。“七七”事变后，特委主动给琼崖国民党当局写信，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

　　1937年秋，虽然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还没有踏上海南岛，但崖县的共产党人已经意识到，抗日不仅是军事的、政治的，也是文化的。

　　为此，中共崖县县委领导人陈英才、黎茂萱、林庆墀、郑望曾等，发动崖县中学的爱国师生，组成五支抗日救亡宣传队。宣传队深入农村、街坊，向广大人民宣传“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的抗日主张。

　　白天，宣传队们演街头戏，张贴漫画标语，唱抗日战歌《义勇军进行曲》《大刀歌》《九·一八》等；夜间，演话剧、琼剧，宣传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意义，抗日歌声、口号声回荡在沿海平原，越过高山传入黎村苗寨，激励着爱国青年去抗战，激发了朴实农民的爱国热情。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咱们军民团结勇敢前进……”三亚文史专家蔡明康在《三亚逸事耐人寻》一书写道，当时在崖县的水南村，宣传队员向农民们教唱《大刀歌进行曲》。崖城中学的音乐老师林绍伦也出来教学，他耐心地教学生、教农民：“唱时如迈着坚定的步伐，勇往直前，特别是要张开喉咙放声歌唱……”

　　崖城一高小学和遵道小学教师发起“青年抗敌同志会”，保平、港门村成立“农民抗敌后援会”，梅山地区成立“梅仿抗敌团”（后改为青年救国会）和“渔业同志会”……到1937年底，崖县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

　　在汹涌澎湃的抗日救国声浪推动下，崖县一大批爱国青年纷纷要求崖县国民党政府发给枪支弹药，进行军事训练，准备随时上前线杀敌。崖县共产党员、进步青年孙毓雄、郑寿岳、林吉祥、李福海、林庆墀等满怀义愤，拍卖家产，离开温馨的家庭，先后北上抗日。

　　还击

　　崖县人民奋起反抗日寇

　　日本帝国主义对海南岛早已垂涎三尺，1922年窥探西沙资源便是例证，在新的对外扩张战略下，它更将海南作为“进窥华南”、侵略中国的跳板，也是“向南方扩展的根据地”。而海南的优质铁矿等物资也为日本帝国主义所觊觎。

　　1939年2月10日，日军铁蹄踏上琼岛。日本陆军部队数千人，在海军第五舰队30余艘舰艇护卫和50余架飞机的掩护下，从海口西北角天尾港约2公里长的海岸强行登陆，随即占领海口与府城。

　　海口、府城沦陷后，日机、日舰不断轰炸和炮击榆林、三亚沿海一带的港口。2月13日，日军三支特别陆战队共2500多人，分乘日海军第五舰队3艘舰艇从雷州半岛深尾港出发，经北部湾海面于2月14日拂晓抵达榆林、三亚并强行登陆。

　　驻守榆林、三亚的国民党部队寡不敌众，火力更是不及，致使防线崩溃，三亚警察中队全军覆没，壮丁常备队伤亡惨重。次日，日寇占领了崖县崖城。

　　从日寇登陆开始，便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令人催泪的是，母亲被杀死了，孩子还爬在身上找乳吃，爬在身上哭泣，爬在身上哭喊着‘妈呀！妈呀！’。日寇见了便一刀捅死。”《三亚文史·第5辑》中记载，1939年3月下旬，日军插在乐罗第二高级小学酸梅树上的太阳旗被人拔掉，日军就将乐罗村视为“共产党窝”，4月7日深夜，日军扫荡乐罗村，140多名无辜群众惨遭杀害，10名青年只因被怀疑是共产党，就被砍头。

　　面对日寇的暴行，崖县共产党人带领人民奋起还击。4月初，日军60多人进入山区罗浩村、落马村一带，当地黎族爱国青年唐天祥带领30多人伏击日军。最终击毙日军2人、击伤数人，打响了崖县黎族人民抗击日寇的第一枪。不久，崖县第五区游击大队长陈曼夫获悉日军小分队将入侵黄流的消息，他立即联合莺歌海抗日游击队，在木头园村伏击日军，击毙日军小队长江波户和数名士兵。

　　坚定

　　斗争反共逆流，团结抗日

　　1939年6月，新任广东第九区行政督察专员吴道南来琼，推行蒋介石的反共政策，破坏琼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公然宣布琼崖特委、独立总队为“逆党逆军”，叫嚷要“先倒共后抗日”。之后，国民党屡屡挑起事端，1940年12月15日“美合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更肆无忌惮地掀起了反共高潮。

　　在崖县，情况同样危急，1939年10月起，国民党崖县县长兼崖县抗日游击队总指挥王鸣亚出于排除异己的目的，断然解除与共产党团结抗日的爱国志士陈曼夫的抗日游击队副总指挥职务，委任反动官吏郑绍程为抗日游击队副总指挥。

　　崖县共产党人领导的游击队让王鸣亚感到不安，不久后，王鸣亚以谈话为名将陈世德、李大和等游击队负责人骗到位于抱善村的指挥部并扣押起来，宣布解除他们的职务。并让许多士兵乘机混进我部队驻地，以三声枪响和哨子为令，将我党领导的游击队缴械遣散，此即为“抱善事件”。

　　“抱善事件”后，崖县共产党人认清了崖县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的面目，于是便开始发展壮大党组织，发展人民武装力量，在各个乡村一边发动群众抗日，一边发展进步青年入党。

　　从1942年5月起，日军集中兵力对琼文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蚕食”“扫荡”，从此，琼崖抗战进入最艰难困苦的时期。

　　“1943年12月，我第三队和边区基干连以及后备队共300多人，包围红李村敌人据点，消灭日军多人，我当时参加驳壳班进村打汉奸，镇压了红李村大汉奸戴雅、戴鹏，并没收其财产、粮食和物资。这次战斗，使敌人胆战心惊，红李村的日奸也不再出头露面了。”这是曾经的琼崖纵队战士，三亚市政协原副主席周成昆回忆的一次战斗场景。

　　像这样的战斗在崖县党组织的领导下还发生过许多次。一边是国民党的反共逆流，一边是日军步步紧逼的“蚕食”“扫荡”，在这个极其困难的时期，崖县的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开辟巩固了梅山抗日根据地、仲田岭根据地，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李丛娇翻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