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志东

　　老家在幼年的记忆里是一条怎么走也走不完的沙土路。至今依然清晰记得，父亲领着我走在回家的路上，头顶是北回归线以南的骄阳酷日，脚底下是又松又软的沙土，踩一脚能戳出一个坑窝窝，走几步要脱下鞋，磕去鞋里硌脚的沙子。

　　老家东村，位于海南岛的东部大海边。因为近海，老家地表覆盖着的大多是松散且贫瘠的沙土，土质除了适合杂草和灌木生长，无法给其他农作物一丝一毫的养分养料。在这里，土地的贫瘠派生出一种崇尚游走四方、到外面的世界闯荡打拼的习俗文化。父亲的哥哥、我的伯父就是在十岁出头的年纪加入到了下南洋的行列，中间有过一段短暂的返乡娶亲，其余的大半生就留在了被村里人叫作“暹罗”的异国他乡。父亲也是十五六岁离开的老家，由头是参加革命。他改名不换姓，一直在家乡以外的地区穿枪林冒弹雨，直至革命胜利后到了海口，在海口安身立命、成家立业，干着革命的事业，生养一干儿女。

　　此间始终留守在老家的是爷爷奶奶。爷爷人称“白须公”，村里流行一大箩筐关于他的传闻趣事。我出生前的一两年爷爷就去世了，和未曾谋面的他的第一次交流是在老家的老屋子，一件老柜子的抽屉里，几十个空空如也的火柴盒。我看着这些码得整整齐齐的火柴盒子在想：爷爷为什么要收藏这些并不值钱的物件？想出来的结果是和我们家崇俭至极的习性有关。

　　小时候的老家就像一座绿色城堡。你沿着一条老长老长的黄土路走，兀地一座各种绿色植物堆砌起来的庞然大物横在面前。觅一处枝叶稀疏点的口子，钻进去，两边绿树杂草簇拥。走着走着看见一座低矮的房子，你眼前豁然闪亮，房子的屋顶上绽开一块树叶勾勒出边际的天空，光明仿佛从另一个世界照射进来。村子小，户与户之间大都相隔不远，但是要串门往往要东拐西拐地绕过许多绿色屏障。我家老房子前面是一片长着高高低低树木的小树林，踩着杂草与枯叶穿过树林就是村子的边了。这里有一道树木和藤萝垒起的密密实实的高墙，村里人说，“墙”后有我家的一块水田。若干年后，村里人建设美丽乡村，他们砍去村子里的杂草、藤蔓和灌木，我才有幸一睹我家水田的芳容。

　　砍伐掉那些绿色的枝枝蔓蔓，老家变得开阔敞亮，村子变大了，人也似乎变多了。村子中央的排球场上，下午的时段是吆三喝四的大老爷们，隔着一张球网楚汉相争；夜幕降临便会聚拢来一帮大婶大妈，就着华灯初上开启一段抑扬顿挫的广场舞。

　　老家人披荆斩棘，开环村公路，砌水坝修水田，建文化室球场，实打实地建设自己的家乡，同时也不忘来文的一手，做起了文化建设的文章。某日他们把一叠打印好的族谱放在我面前，令我着实刮目相看。毕竟，以一个村为单位编撰族谱的并不多见。于是，我大包大揽地把此后书册的装帧设计、排版印刷等费用都承领了下来。

　　和老家人接触多了，也常有意见相左的时候。譬如村里的环境建设，他们总以为硬地面积越多越好，家家户户的前后左右都铺上了水泥地板。我反复讲，土地也是有生命的，也要呼吸，把整个村子都用水泥封上，它怎么喘气呢？村里人听了不置可否地呵呵一笑，而水泥地面依然是不断地在村里蔓延，逼急了村民会告诉你：水泥地板好打扫，干净！

　　我家的老屋在超强台风威马逊光顾后，墙壁破裂、屋顶见天，被镇政府鉴定为危房。在我看来，村里的老建筑比起那些现代楼房来说要好看得多、要有价值得多，因此打算花些钱将老房子修缮修缮就了事。可村里人听了直摇头，有人给我提了三个问题：那么低矮窄小的老房子，你能住吗？修缮老房子的资金远远高出建新楼房的，你承受得了吗？老家的老房子随处可见，你那一栋又值几个钱呢？好犀利的说理分析！我只好纳谏称降——拆老屋，建新房。

　　对于房子周边的树，村里有人建议，凡新房规划到的地方，都砍伐掉。这点我不能苟同。这些树，特别是那几棵龙眼荔枝，虽说我打小就没见过它们结果，但树龄都在我的岁数之上。这些年，海南岛上的龙眼荔枝都被改良殆尽，说不定这几棵还能登上海南野荔枝野龙眼的稀有名榜呢。我和家里人商定，新房依树而建，围墙绕树而走。

　　仿佛是某种因缘感应，这一年，老家屋前屋后的荔枝龙眼都结满了果，一树的果实在枝头摇曳。我惊喜地让邻居采摘些许，分送给住在省城的姐弟。邻居说了，不单是我家，今年村里的果树都开花结果了，那是因为村里不让捕鸟了，鸟吃虫，没有虫子祸害果树，荔枝龙眼也就丰收了。我听了更是欣喜，这说明老家那片小村落生态环境变得越来越好，已经不仅是人居之地，也是鸟类的栖所，自然万物的天堂。

　　黄昏，我移步走进尚未落成的新屋。二楼上，游目四周，左手边，村民新盖的楼房在夕阳的照耀下熠熠生辉；右手边，一栋一栋的老房子躺在绿树的怀抱中静谧而安详；眼前的荔枝树梢微微摆动，是风来了。我闭上眼，一任风的抚摸，隐隐约约，听见风中孩童断断续续地嬉戏，听见他们的母亲高声地叫唤，似乎还有鸡鸣、狗吠……我继续闭着眼，脑海升起一缕炊烟，袅袅，我不由得在心底喊一声：东村，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