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天胤

　　日前，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在数百件来自故宫博物院的珍贵文物中，有一幅著名画家赵孟頫的《人骑图》格外亮眼，与馆前那扇颇具古韵的红漆大门相呼应，一位唐代装束，红衣白马的官人，亦于展厅中的某幅画作中静候着如织游人。今年恰逢赵孟頫逝世700周年，赵孟頫一生拟古复古，这幅“自谓不亏唐人”的佳作，为其四十三岁所作。而其后得古意之作，又何止于此，笔者仅就赵孟頫其人其书浅谈一二。

　　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道人，一个生于宋元鼎革之际，而后荣继五朝，名满四海的南宋皇室后裔。

　　这个如今看来十分具有丰富性与矛盾性的人物，于三十三岁被奉元世祖忽必烈之命，南下“搜访遗贤”的程钜夫搜得，与其他二十余贤，一同进京。但唯独他，获得了忽必烈的单独召见，并且仅一席谈，便征服了这位天下共主，得称之为“神仙中人”。

　　二人谈了什么？现已不得而知。或许是元代的统治者自知缺文脉，若想治理好这马蹄踏下的泱泱大地，亟需一位能工巧匠，来搭建一座桥，一座与传统华夏民族之间的桥。总工程师便是这位即将成为当朝“文人一哥”的“南人”赵孟頫。建桥的重要基石，更是赵孟頫终其一生的追求之一，便是艺术上的复古。而书法，作为一种实用性与审美功能兼而有之的艺术，便是再好不过的载体。

　　作为当时文人圈里的KOL（意见领袖），赵孟頫凭借一己之力影响了有元一代诸家，如康里巎巎、鲜于枢等人，皆自法赵书。由赵孟頫引领的这一场“复古革命”使得元代书风一改宋人尚意的面貌，以继承、发扬古法形成新的潮流，甚至直至明代嘉靖年间去世的文征明身上，都可寻得一斑影踪。

　　赵孟頫在书法上的复古之途，亦是一条充满了自我反思的道路。曾给东阳马生赠序的宋濂认为：“赵魏公书凡三变，初临思陵（宋高宗赵构），中学钟繇及羲、献，晚乃学李北海。”才子首辅解缙也认为“松雪书凡三变”，且后加“柳承悬法”，甚至“得南宫之传”。莫论他人道，就连赵孟頫五十六岁时于张巨川处偶得见其二十年前所书的小楷《褉帖源流考》（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时，亦是提笔再跋道：“余今日见此简，真是惭惶杀人也。”

　　赵孟頫的惭惶或是对其当时小楷功夫的自嘲，而此作后所附致野翁的信札，则以行草书写。故宫鉴定专家张珩先生看完此作后，在其《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中评道：“致野翁尺牍，已能精进如此，与二十年后重题，已无甚差异。”可以看出赵孟頫就算在早年间，其行草已经深得二王法门。

　　同样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另一件赵孟頫的《趵突泉帖》，则是行楷写成。通篇结字工稳，用笔精熟，并无过多技法的矫饰，但字里行间亦可窥得一丝简化后的二王之迹。此类以实用书写为目的，技法弱化的作品，在赵氏的行、楷书中确也不为少数。而这般风貌，却是能够符合与满足当时统治阶层的审美与需求的中和之法。

　　笔者一位粗通中国文化的外国友人在看到这件作品时，尚能感叹：“我能感受到墨汁在纸上任意地挥洒，而又随即收住定型，线条随笔游走，如水一样流动在纸面上。”《人骑图》后有其自跋云：“世有识者，渠具慧眼”，只是不知，他所期待的有识者，识的是画，还是马。

　　赵孟頫

　　赵孟頫（1254年－1322年），

　　元代书画家、文学家。

　　宋太祖子秦王德芳的后裔。

　　自幼聪明，读书过目成诵，

　　为文操笔立就。

　　宋灭亡后，归故乡闲居，

　　后来奉元世祖征召，

　　历仕五朝，官至翰林学士承旨，

　　荣禄大夫，封魏国公。

　　精通音乐，善鉴定古器物，

　　其诗清邃奇逸，书画尤为擅名，

　　篆籀分隶真草书俱佳，

　　以真书、行书造诣最深、

　　影响最广。

　　（徐晗溪 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