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编成《续资治通鉴纲目》一书后不久，丘濬被任命为国子监祭酒，即国子监的行政长官。在掌管国家最高学府期间，丘濬致力于转变文风。

　　文风为何重要？在丘濬看来，文章关乎气运的盛衰，善于洞察世界的人往往不看一个地方的吏治，而更专注于看当地的人文风气。丘濬认为，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文章类型，治世有治世的文章，乱世也有乱世的文章，文章关乎着世道，也就是常说的“文以载道”。 

　　当时的科举取士，许多考生写文章追求险怪、华而不实。丘濬在主考南京乡试、礼部会试期间，对这种文章痛加申斥，决不录用。

　　丘濬认为，文风的歪曲会对科举制度产生冲击，一旦那些受到不正之风影响的科举士子们侥幸踏入官场，会影响国家的平稳运转。于是丘濬常说“作文必主于经，为学必见于用，考古必证于今”，即为学作文应该遵循经典依时务而作，更要有助于解决现实问题，与之相对应的文风应该是理正气盛、雅正温厚、平易顺畅，而不是奇诡险怪、浮华空疏。

　　在给国学生讲学时，丘濬也总是反复告诫他们，要抑制追求险怪的文风，恢复周正朴实的文体，做文章应当达意而止，有自然文采就行。丘濬的这些努力对扭转当时的文风、世风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