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用是儒家治世的基本观点，孔子说要“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朱熹说“是以先爱人者，必先节用，此不易之理也”。丘濬为儒家学生，自然也遵循节用之道，但在传统观念的基础上，丘濬也有所发展创新。

　　丘濬认为，轻赋必须节用，重敛必缘于奢用。他还提出了轻赋节用的三条办法，一是要编制预算，量入为出，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二是分设内外二府，严格划分权责，皇家不能随意挪用国家的钱；三是定贡赋之常，去厚敛苛杂之征，以养民足国，老百姓富裕起来了，国家财政自然有钱。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残酷。到了明朝中期，朝堂内外奢靡浪费已日渐成风。有一年，部分宦官先后因为进献珍珠得宠，导致民间物价沸腾，珍珠价格暴涨，商人趁机牟利。见此场景，耿直的丘濬坐不住了，他直接向皇帝建议：对于专门进贡珍稀器物来请赏的人，请皇帝您不要接纳，不能在器物营造上奢靡浪费，这样您才能远离小人。

　　丘濬还从各个角度给出削减财政超额开支的方法，他上奏皇帝道：对官员的赏赐遵循旧例，勿使财政开支过大；不要扩大宫室王陵的体量，建议以修代建，不可挪用备灾之物；不要大修寺观，切勿因此靡费财力、征伐民力……不知道孝宗皇帝对这些絮絮叨叨的建议作何感想，只是丘濬一直在坚持做着自己认为对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