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传炫
“海南刚建省时,我们随着‘闯海潮’来到海南,来了才发现,关于海南本土的完整历史,尚无一部史书,觉得有责任写一部我们自己的海南岛史,真实呈现海南的历史文化。”这是周伟民、唐玲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出的一段话。平淡质朴的语言之下,却是可鉴日月的赤诚之心。士见危而致命,因为海南没有自己的史书,所以他们要写。理由就是这么简单,却也这么充分,不由让人肃然起敬。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修史的重要性,前人已有定论。可是修史这两个字,字字千钧,谈何容易?自唐以后的官修史书姑且不论,“前四史”中,司马迁修《史记》历时十四年,班固修《汉书》历时二十余年,范晔修《后汉书》历时十三年,陈寿修《三国志》历时十年,私家修史,动辄十余载的工作,足以让人望而却步,可周伟民、唐玲玲二先生偏偏“逆流而上”,三十载岁月古卷青灯,几万里长路再涉鲸波,最终凝结成皇皇200来万言的六卷本《海南通史》,近期又推出精简版的一本《海南简史》。
青丝熬成雪 丹心耀南疆
所谓读书,亦是读人。当读者在阅读《海南通史》或《海南简史》,惊讶于没有本民族文字的黎族是如何将自身的历史代代传承至今时,便读到了周唐二先生所付出的心血与汗水。虽然黎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但黎族有织锦工艺和树皮布制作等古老文化,有独特的陶器、骨器制作技艺,对这些彼时前辈学人较少关注、尚不为人所熟知的文化,周唐二先生如获至宝。他们以海南岛上的先住民黎族为研究起点,进行大规模田野调查。五指山下、黎母山上、昌化江畔,他们用脚丈量,用心寻访,对话了无数我们今天所说的非遗传承人,发掘整理了大量史料,再将之与史书之记录相比照,然后推断出符合史实逻辑的结论,最终成就了研究海南历史文化不得不读的六卷本《海南通史》。
1988年5月,55岁的周伟民偕同53岁的妻子唐玲玲,踏上了海南这片热土,当时他们已过了知天命之年。更为令人震撼的是,他们为海南修史这一壮举,用去了整整三十年的时间。
山千重,水万道,他们不曾迟疑。1995年,二人退休再无课题经费后,甚至自掏腰包将退休金用于研究。他们坚持将踏遍海南山山水水、深入黎村苗寨所得的田野调查记录,与传统的史学典籍、前人论述结合起来,再通过自己的分析和推断,做出合理的假设与猜想,并以带有温度的文字向读者讲述一段段尘封往事,力求将读者带回历史现场。
“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曾任苏轼研究会常务理事的唐玲玲,也为坡翁诗句所打动,与丈夫一道以海南为故乡,将余生奉献于此。
其言简而要 其事详而博
“读书要从薄到厚,再从厚到薄。”这是令众多读书人奉为圭臬的读书之法。周伟民和唐玲玲则用行动诠释,读书如此,著书亦然。《海南通史》的顺利付梓并没有让周唐二先生停下手中的笔,这样一部大书固然足以使其青史留名,但通史好则好矣,却受限于庞大的体量,往往只能作为后来学者继续研究的工具书,并不能降低史书的阅读门槛,让更多的海南人更好地读懂海南史。于是,周唐二先生在《海南通史》的基础上,提炼重要史实与核心观点,于耄耋之年再用数年苦功,简化出一本《海南简史》。
大道至简,演化至繁。看似简单的《海南简史》,却完完整整叙述了以落笔洞人为代表的海南史前文明、秦汉对海南的开拓、三国两晋南北朝间海南民族的融合,直至唐宋元明清历代海南经济文化的发展,甚至还包括南汉小朝廷和民国军阀对海南的残酷统治、日本侵略者在海南的烧杀抢掠以及中国共产党带领海南各族人民奋起反抗终于获得解放之内容。
参照通史体例,以历朝历代更替演变为经,以政治经济文化之发展为纬撰写的《海南简史》,简约而不简单,依据框架,它随时可以拓展成一部涵盖历朝历代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乃至户籍、移民的全面的史书。
追求“简”,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读史,愿意读史,最终爱上读史;“简”背后的繁,则是对重大历史事件抽丝剥茧般的拆解,是对史籍寥寥几笔冰冷文字记载的下层民众的情感关怀,更是史家心血的凝聚。《海南简史》与《海南通史》,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四海考隐秘 修史道新知
知名历史学者葛兆光对如何判断史学著作是否为一部好书下过这样的判断:“第一要看有没有提供新史料和新证据,如提供了,它就是好书……好的学术书的第二个标准,是提供新思路和新概念……好的学术书的第三个标准,是给学界提供典范、提供方法,它不仅能在本专业领域产生影响、提供启发,而且能给其他领域提供样板。”
《海南通史》及与其一脉相承的《海南简史》,且不论是否能够符合第三个标准,达到跨界给其他领域提供样板的境界,但符合前两个标准是毋庸置疑的。新史料和新证据,在《海南通史》及《海南简史》中不胜枚举,比如:两伏波开琼,但二位伏波将军本人应当并未登上海南岛;三国时期孙吴政权三征海南,却并未在海南建置;杨炎“生度鬼门关”的鬼门关究竟所在何处……
但更为重要或者说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周唐二先生对史学研究视野的拓展以及将专题研究与通史撰述相结合的治史方法。
海南并非一座封闭的孤岛,无论是自秦汉起便与中原王朝建立起联系,还是明清时期下南洋的行为,都将海南与内地,甚或说整个东南亚、东亚文化圈紧密联系起来。
因此,梳理海南的历史,绝不能仅限于对中国历代典籍的搜集整理、点校注释。
周唐二先生坚定地走了出去,到国内外多地,凡是他们了解到涉及海南历史的线索,就不惜奔波劳碌,乃至远涉重洋也要一窥究竟。
也正是因为这种视野,读者才得以在周唐二先生的著作中读到一般史书并不会关注的“更路簿”、学者与官员的著述和诗文集,乃至众多宗族的谱牒等等。而贯穿全书的二十多个专题,则在书中的某些关节点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作者系海南出版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