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锦凯

　　常言说“盖棺定论”，即一个人的是非功过要到死后才能做出结论，其口碑也往往是从他人闲谈的民意中找到答案的。后事，人生之大事，奢靡厚葬与俭朴薄葬足以证明死者生前的身份及地位，但也并非尽然。

　　我国历史上的一些为官者，立身清白，要求“出淤泥而不染”，洁身自好，以至于亲人们给其操办后事时，依旧要留下一缕清风才能“盖棺定论”。名相魏征、包拯生前功勋卓著，朝野敬重，但他们的后事却格外俭朴、低调。魏征、包拯两府虽为达官显贵，却有生前不祈妄福、身后不受虚誉的清廉家风，这除了两位千古名臣自身大义凛然、一身正气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在于都有一位知书达礼、夫唱妇随、节俭治家的贤内助。

　　公元643年，拥有经国治世之才的大唐功臣魏征病逝。魏征死了，失去了一面镜子的唐太宗李世民悲痛万分：“今魏徵殁，朕失一鉴矣！”为祭奠这位一身正气、功高盖世、不可多得的忠臣，李世民追授魏征为一品司空，并令朝中九品以上的官员都去吊唁，又赐羽毛装饰的灵车及鼓乐队，准予魏征陪葬昭陵。如此荣宠，对这位一生唯大唐社稷为重而不屑置家产、甘居陋室的穷相国来说，似乎也并不为过。但魏征的夫人裴氏以魏征平生节俭，现在按一品官的礼节安葬，所需仪仗、器物太多，不符合魏征的志愿为由，婉拒了唐太宗厚葬魏征的圣意，而是改薄葬、用素车、限送葬人员、防止挥霍铺张。身后留清风，魏征用他那句“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来为自己“盖棺定论”。

　　公元1062年，清正廉明、不畏权贵、为民做主的北宋枢密副使、龙图阁直学士包拯病逝。一时间，“京师吏民，莫不感伤；叹息之声，闻于衢路”，宋仁宗赵祯亲临吊唁慰问，并为其停朝一日。包拯的灵柩归葬在合肥祖辈的坟地后，族人议论尽快请人作墓志铭。因包拯生前政绩斐然，得君主信任，受百姓爱戴，自告奋勇为其撰写墓志铭者甚多。包拯夫人董氏深知官场上的阿谀奉承，经过反复权衡利弊，决定请与包拯有着共同品格的同僚、枢密副使吴奎为夫君作墓志铭，以求如实地叙述包拯其人其事，杜绝溢美的不实之词蛊惑后人。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身后清风”就是高尚者不带一点瑕疵的“盖棺定论”，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留得声名万古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