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远人

　　1059年年底，苏轼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起进入夷陵。对于夷陵，苏氏父子三人都感慨有之，感激更有之。感慨是因秦朝白起和三国陆逊，都曾在此火攻破敌，立下不朽功名。此时面对四处遗迹，心中百味；感激是因夷陵乃欧阳修于景祐三年（1036年）被贬为夷陵令时的谪居之地。欧阳修对苏氏父子不遗余力的举荐，确是无日或忘。

　　翻开《古文观止》，能见欧阳修名垂不朽的《醉翁亭记》，未收其内的《至喜堂记》并不逊色于前者。至喜堂是欧阳修二十三年前在此的居所。当时为夷陵长官的是尚书虞部郎中朱再治，与欧阳修有旧，心里不忿欧阳修无辜被贬，将县舍厅东面的堂屋修为欧阳修住宅，等堂屋落成，又邀集宾客为贺，使欧阳修感慨夷陵的贬谪生涯委实“既至而后喜也”，索性将其命名为“至喜堂”。住下之后，欧阳修发现，地属僻远的夷陵绝少有官员愿意前来，即便委任于此，也很难住满一年。但恰恰如此，无官吏横行之地才保存了淳朴民风，只觉此处“江山美秀，而邑居缮完，无不可爱”。

　　苏氏父子三人在缓步游堂时自然不能预料，苏轼日后的仕途生涯将一次次重复欧阳修的命运，甚至连欧阳修被贬后的心境也一并继承。但苏轼当时所想，还只是三年前在开封见到的欧阳修音容。对帮助过自己的人，君子会饮水思源。苏轼对欧阳修的感激之情，在《夷陵县欧阳永叔至喜堂》一诗中流露得淋漓尽致：

　　夷陵虽小邑，自古控荆吴。

　　形胜今无用，英雄久已无。

　　谁知有文伯，远谪自王都。

　　人去年年改，堂倾岁岁扶。

　　追思犹咎吕，感叹亦怜朱。

　　旧种孤楠老，新霜一橘枯。

　　清篇留峡洞，醉墨写邦图。

　　故老问行客，长官今白须。

　　著书多念虑，许国减欢娱。

　　寄语公知否，还须数倒壶。

　　这首诗无论何时来读，都能见出诗中纵横交织的历史感叹和苏轼对欧阳修的真挚感怀。苏氏父子得欧阳修大力举荐——不仅在当时，还将在日后——今日父子恰能经过欧阳修昔日住堂，令人觉得似有一种冥冥中的命运安排。补充一句，这首诗也是苏轼自故乡行舟至此，经一千六百八十余里水路，再至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舍舟登陆前写下的最后一首诗。苏轼用它结束了一段非凡之旅，这也就表明，苏轼自己的另一段人生，将随着它的完成而自然而然地展开。

　　当苏氏父子三人携着家眷到达江陵时，这趟整整六十日的水路旅程终结了。此时，已是十二月深冬。

　　一行人终是疲倦，尤其王弗，临盆在即，苏氏父子遂决定在江陵暂歇，待年后启程。

　　当地知州王璋对苏氏父子来此，颇为兴奋，为其安排食宿。

　　终于得闲了。父子仨遂将沿途诗文进行整理，打算结个集子刊行。在后人眼里，这部被命名为《南行集》的诗集包含苏轼初试锋芒的第一批作品。内收苏轼诗文四十六首，收苏辙诗二十六首，苏洵为整数，刚刚十首，共计八十二首。将沿途诗歌总结，也是对一段人生旅途的总结，同时还是一次对语言的总结。苏轼为诗集撰序时落笔便称：“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自少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这段话虽出自苏轼青年手笔，却委实能对应暮年欧阳修为梅尧臣诗集撰序时所确认的“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之言，令人赞叹。

　　除了整理诗集，还有一件大事发生，到江陵后不久，苏轼的身份不再只是儿子、兄长和丈夫，还成为了父亲。王弗生下一子，取名为苏迈。

　　休息将近一月，到翌年正月五日，一行人再次登程，先取陆路过荆门军，又发浰阳、渡汉水，至襄阳后越岘山和万山，特意去隆中拜访诸葛亮故居，然后入河南境内，过唐州（今河南省唐河县）和昆阳（今河南省平顶山市），至许州（今河南省许昌市），结识了时任签判许州的范仲淹次子范纯仁。在苏轼心里，此生的最大遗憾之一，是未能在范仲淹生前亲聆教诲，此时能与其子结交，也算是完成一桩心愿。

　　终于，陆行一个多月后，众人于嘉祐五年（1060年）二月十五日到达京师开封。

　　虽是第二次进入，若与第一次相比，差别不小。嘉祐元年（1056年）入京时，苏轼、苏辙是无人知晓的考生，这一次入京，已为名满京华的进士，前程将展，心情自是更为开阔，可以好整以暇地看看这座金碧辉煌的都城了。

　　作为北宋京师，晚至苏轼身后才诞生的两件作品对其进行过精美绝伦的描画，第一件是张择端画笔下的《清明上河图》，第二部是孟元老所著的《东京梦华录》。张择端的画卷读来直观，孟元老的回忆笔触则令人更为感慨万千：“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

　　北宋京城令后人向往，不仅是使人“莫知厌足”，更令人在盛世繁华中感受到生活的安定与随性而行。生在如此时代，苏轼如何会无激情？尤其自己的人生将从这座京城得到真正的展开，哪怕进京两个月不到，有恩于己的梅尧臣于四月八日仙逝，一时感伤仍让位给了海阔天空的明日期待。欧阳修和杨畋等人都分别再次举荐苏轼兄弟，开封知府、书法大家蔡襄也与苏轼窗前论书。到嘉祐六年（1061年）七月，苏洵经有“铁面御史”之称的赵抃举荐为秘书省试校书郎刚近一年，又被任命为河北霸州文安县主簿，与项城令姚辟修纂《礼书》。八月二十五日，仁宗再次亲御崇政殿，制策取士，考官为胡宿、沈迈、范镇、司马光、蔡襄五人，结果苏轼入三等，苏辙入四等。大宋自赵匡胤开国百年以来，能以制策入三等的，只有吴育和苏轼二人。欧阳修难抑兴奋之情，给时为殿丞的焦千之去信写道：“苏氏昆仲，连名并中，自前未有，盛事！盛事！”

　　朝廷诏令下达，苏轼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苏辙为商州军事推官。

　　这是苏轼漫长人生中的第一个官职。当他于十一月辞别父亲，与送己赴任的弟弟苏辙离开开封城门，才算真正结束了自己的京师之旅。兄弟长途并辔，虽时入深冬，却是名副其实的青春作伴。在当时的二人心头，除时不时被将临的离愁别绪侵扰外，更多的是面对毕生梦想的召唤。但即便诗书饱读，历史横胸，身前身后，落叶飘飞，苏轼还不可能料到，此时此刻，与其说自己正投入前程，不如说正投入广阔无边的命运。要到许多年后，他才能亲身体会，命运的最大特征，就像他走过的浩荡长江，处处布满激流暗礁，明天的漩涡究竟会在何处，没有人能提前获知。从古至今，活在人间的每个人，无不在这样的命运笼罩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