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拉

　　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一生有三个主题：爱情、诗歌和革命。在他69年的人生里，聂鲁达把这三个主题都演绎得淋漓尽致、无可挑剔。他也因此被视为拉美文学史上一位伟大的诗人。写出《百年孤独》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既是聂鲁达的好友，也是他的头号粉丝。马尔克斯在《米格尔在智利的地下行动》中这样写道：“巴勃罗·聂鲁达在黑岛有一所房子，那里现今成了全世界恋人的圣地。诗人在世时，这里住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他们手中唯一的导游书就是聂鲁达的《二十首情诗》。”而在评价作为诗人的聂鲁达时，马尔克斯全是赞美之词：“巴勃罗·聂鲁达是20世纪所有语种中最伟大的诗人。他书写任何事物都有伟大的诗篇，就好像弥达斯王，凡他触摸的东西，都会变成诗歌。”

　　今年7月12日，是聂鲁达诞辰120周年。今年离聂鲁达代表作《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的出版，也整整100年了。世界各地都在举行纪念活动，仿佛整个世界都是诗歌和爱情的栖息地。

　　面包里的十四行诗

　　1904年7月12日，聂鲁达出生于智利帕拉尔城一个很普通的家庭里，在他满月时，母亲就去世了。身为铁路工人的父亲是一位严父，他并不懂诗，在读了少年聂鲁达写的第一首诗后，他冷冰冰地评论道：“这是你从哪里抄来的？” 这一句评论大概对少年的打击并不小，因为在16岁时，为了不让父亲看到自己发表的作品，这位少年作家开始用“聂鲁达”这个笔名，取自他崇拜的捷克诗人扬·聂鲁达。

　　童年时期的聂鲁达和家人住在智利南方潮湿的森林边。早前，他的父亲当过农民和大坝工人，但都过于平庸，但最终，他在附近的铁路上成了一名优秀的火车司机，此时这位父亲的心情不错，忙于运输沙石时，他还把小聂鲁达拽出学校陪他开车。他们穿行在森林里，小聂鲁达因此见识了无数“瑰丽的珍宝”：高大的蕨类植物、五彩甲虫、野鸟蛋……在雨水与被藤蔓吞没的树干中，这个善感的小男孩，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爱，他爱上了这个充满奇迹的世界。事实上，他很少在情诗中直白地说“爱”，而是将恋人看作他爱的蜜蜂、海螺、李子、落叶松、烟与穗子。年幼时在森林里的经历，似乎是世界特意赋予他爱的表达。

　　聂鲁达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懂得爱与生活的人。从他的自传里，我们看到他把爱情放进了诗行和面包。他狂热地爱着诗歌和食物，在某次难得的自助餐宴会中，他往盘子里堆起诡异食物的小山：“奇特的鱼、难以描绘的蛋、意想不到的蔬菜、说不明白的童子鸡、罕见的肉，像旗帜似的盖在我午餐山峰的顶上。”在《一百首爱的十四行诗》中，他不断地用面包向恋人示爱；在《漫歌》中，他七十七次提到“面包”，还在最尽兴的结尾部分突然说起美酒、鲜鱼、腌兔。因为体重超标，妻子严格控制他摄入糖分，诗人愤怒地回应：“我要吃掉所有甜瓜，直到我变成一个甜瓜。”

　　于聂鲁达而言，吃，是人生的大事。他说：“与诗歌最相似的东西，是一块面包，或是一个瓷盘，或是满怀柔情地加工过的一段木头。”而他的老朋友马尔克斯在诺贝尔奖晚宴上提起聂鲁达时，隔空进行了鸣鹤之应：“诗歌是平凡生活中的神秘能量，可以烹熟食物，点燃爱火，任人幻想。”

　　面朝大海呼唤艾青

　　在《我坦言我曾历尽沧桑》的题记里，聂鲁达说：“我的生活丰富多彩。”他没有夸张。南美大陆向来充满激情和戏剧性，于我们而言，这是一块以“魔幻现实”著称的土地，而聂鲁达就在这样的土壤里长大。

　　他是一位外交官，出任过智利驻多个国家的领事，走遍了大半个地球，见过了无数的风景。他在锡兰（今斯里兰卡）驯养了一只灵巧的獴，又不幸在巴达维雅（今印尼首都雅加达）遗失了它；1941年他任智利驻墨西哥总领事时，曾接待过7个想以最快速度离开墨西哥的日本人，他感觉他们不对劲儿，拒绝给他们发放签证。一周后，珍珠港事件爆发……

　　他曾奋不顾身地将2000名西班牙难民送往智利，让他们远离西班牙内战的战火；他曾被选为国会议员，然后不得不流亡海外；他曾被智利共产党推荐为总统候选人，后来则出任智利驻法国大使……他一生都在战斗，各种各样的战斗。被流放、被驱逐、被逮捕，被意大利警察送上火车，又被激动的人群抢回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躺在担架上被抬走，旋即又因人们的联名呼吁而释放；酒吧里打架的黑帮老大拦住他，眼含热泪朗诵起他的诗句；在集会中呐喊的人群一见到他上台，便纷纷脱帽致敬……

　　他与中国的缘分，也是极其奇妙的。他一生来过三次中国，并见证了中国的新生。他在《我坦言我曾历尽沧桑》中提及了自己的三次中国之旅。1928年，他曾途经上海。1951年，当他再次访问中国时，看到的“已是一个崭新的国家”，他说：“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在广大土地上雄辩地发生了变化……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笑的人……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比他们更懂得笑。”接待他的中国作家们也以真诚、美好的笑与他一路同行，其中，就有诗人艾青。

　　聂鲁达与艾青之间确有很深的机缘。1954年，艾青受邀赴智利庆祝聂鲁达50岁的生日，因当时国际形势复杂，艾青不能直接飞往智利，后取道亚洲、欧洲、非洲，最终来到南美的智利。这趟旅行，艾青走了整整2个月，他把这两个月称作“从夏天赶往冬天”的旅途。

　　因为艾青的这趟传奇之旅，两位诗人迅速成了好友，并常作鸣鹤之应。1957年，聂鲁达再访中国时，便由艾青陪伴游览。当聂鲁达寻找艾青时，他会对着大海呼唤艾青的名字。值得一提的是，在这趟中国之旅中，聂鲁达以诗人之眼关注忙于耕种的人们：“在极高处，在壁立的岩石之巅，一个褶皱里只要有点儿生长植物的土壤，就有中国人在那里耕种。”他也因此对中国充满信心：“辽阔的土地，人的非凡劳动，一切不公正现象的逐步消除，这三者的结合一定能使中国人美好、广阔而深厚的人性更加发展。”

　　复苏一个大陆的梦想

　　在自传《我坦言我曾历尽沧桑》中，聂鲁达本人这样描述自己：“我是杂食动物，吞食感情、生物、书籍、事件和争斗。我真想把整个大地吞下。我真想把大海喝干。”

　　于聂鲁达而言，这些话不是某种修辞，而是他实实在在身体力行的事。他一辈子都在竭尽全力“吞食”一切，就像一只永远不知餍足的巨兽。

　　他的一生，比烈焰更灼热，尺幅甚至比大海还更宽广。他的人生，甚至比诗歌更富诗意。

　　每一个试图去写他的人，大概在写作的过程中，都会产生强烈的自卑感：他19岁出版第一部诗集；20岁凭借《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享誉世界，那些美妙的语句总是令人悸动：我们甚至遗失了暮色。/没有人看见我们今晚手牵手/而蓝色的夜落在世上。/……永远，永远，你退入夜晚/向着暮色抹去雕像的地方。

　　聂鲁达23岁开启外交生涯，被派驻缅甸仰光任领事，在此后7年间先后赴锡兰（斯里兰卡）、科伦坡、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国担任领事；25岁完成诗集《居留在大地上》……也许，这一切，都来源于那片光怪陆离的智利大森林。

　　而后，大海将他带向了更为广袤的世界。大海是沉静的，狂怒的，亦是多变诡谲的，聂鲁达似乎深得大海的真传。29岁时，他被派驻西班牙巴塞罗那任领事，这是他人生的转折点。而他人生的高潮，在他30岁时就早早地到来。西班牙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说：“西班牙是一列长得没有尽头的火车。”

　　他和朋友们一起诗酒狂欢，一起筹办承载血与火的诗刊，一起投身于西班牙内战、为自由奔走，一起经历二战的残酷悲怆。其间，他选定了一条路，并毕生践行自己的政治理想。他说：“世界变了，我的诗也变了。有一滴血在这些诗篇上，将永远存在，不可磨灭，一如爱。”

　　在《我坦言我曾历尽沧桑》中，聂鲁达以记忆碎片的形式，将自己的一生缓缓铺陈，映照出一段举足轻重的历史。他说：“但愿生命，还有世间的快乐和痛苦，每天都能推倒房门，进驻我们的房子。”

　　1971年，瑞典文学院宣布授予聂鲁达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是：“他的诗歌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与梦想。”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