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远人

　　1061年8月，朝廷诏令下达，任命苏轼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苏辙为商州军事推官。这一年11月，苏轼赴任凤翔，第一次远赴他乡，也是第一次离开父亲和弟弟，苏辙虽在相送，但二人走到距京师一百四十里外的郑州西门后，也就应了古人那句“送君千里，终须一别”的老话。苏轼携眷继续西行，苏辙则返回开封侍父。

　　凤翔位于陕西西部，与甘肃接界，距京师一千一百七十里。大禹所设的九州之一雍州便即凤翔。先秦有二十位王公曾立此为都，秦始皇二十二岁时在此加冕，秦二世三年（前207年）冬，项羽又在此地封章邯为雍王。汉时，凤翔为右扶风，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时改为岐州，到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年）时，又更名为凤翔郡，两年后由郡改府，下辖天兴县、岐山县、扶风县、盩厔县、郿县、宝鸡县、虢县、麟游县、普润县、好畤县等十县。苏轼赴任时，凤翔府知州为宋选，八月时到任，比苏轼只早来数月。赴凤翔之前，宋选与司马光、韩宗彦、沈迈为三司僚属，为人宽厚好客，有“四方之至者如归其家”之名。

　　对此时的苏轼来说，虽有宋选的厚待，有王彭等友人的交往，有妻子王弗的陪伴，还有十县风景远地的漫游，却仍比不上内心对弟弟苏辙的思念和期待。正是从凤翔开始，“怀子由”或“寄子由”三字就未间断地成为苏轼笔下的标题或副标题。

　　到凤翔第二年的重阳节当天，“每逢佳节倍思亲”的苏轼谢绝了宋选安排的府会，独自走到普门寺僧阁，又一次写下“忆弟泪如云不散，望乡心与雁南飞”的感伤诗句。苏轼想念苏辙固然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原本以为，苏辙将很快到陕西，自己便可与弟弟相聚了。他的理由简单，朝廷不是封苏辙为“商州军事推官”吗？商州与凤翔都在陕西，相距只数百里，很容易便可相见。但时间过了大半年，苏辙一直没有赴任。

　　在苏辙那里，未能赴任，有表面原因，也有内在原因。

　　表面原因是能公开的原因。京师无人不知，奉旨修纂《礼书》的苏洵年过半百，妻子已故，长子苏轼外任凤翔，留在身边的只有次子苏辙。所以，苏辙上奏也是以父亲“傍无侍子，乃奏乞养亲三年”为由，暂不赴任。

　　内在原因不能公开，而不能公开的又往往才是真实原因。苏辙未能赴任，和时为知制诰的王安石不无关系。后人将王安石与苏氏父子同列“唐宋八大家”，但在当时，王安石与苏氏父子的关系并不和谐。首先，王安石对苏氏父子文中纵横捭阖的《战国策》余风颇为不喜，曾对吕公著明言，自己若为考官，决不会录取苏轼兄弟。这不是文章质量问题，而是王安石和苏轼兄弟政见对立的问题。苏洵曾与项城令姚辟一同修纂《礼书》，后者恰恰出自王安石门下。而苏洵对王安石的态度，后来苏轼任杭州太守时结识的友人方勺在《泊宅编》中有记载，说是王安石抵京后，素喜人才的欧阳修即劝苏洵与王安石交往，不料苏洵见过王安石后，非但不与其交往，还写了篇攻击性十足的《辨奸论》（近代梁启超等人认其为伪作），该文的言辞锋利，令人读来心惊肉跳，“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

　　文中提到的王衍是晋末重臣，颇有时名，嵇康的朋友山巨源看他一眼后却说道，“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果不其然的是，“八王之乱”爆发后，王衍送东海王司马越灵柩回东海时，被南掠华土的羯人石勒俘获，王衍不仅无大义，竟劝石勒称帝，反被鄙其为人的石勒活埋；卢杞则是唐德宗时期宰相，奸诈权谋，郭子仪对他的评价是，“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

　　今苏洵将王安石比作此二人，如何不令王安石怒火填膺？何况文中还直言自己“阴贼险狠”，更令他耿耿于怀的是，苏洵写该文前，恰逢王安石丧母，众官皆去吊唁，唯苏洵不仅不去，还写下该文，连苏氏兄弟读后，都发出“其甚矣”的叹息。王安石自此与苏洵交恶。

　　苏辙若赴任商州，必得由知制诰的王安石撰辞同意不可。后者衔怒于心，不肯动笔，苏辙的赴任之事就这样耽搁下来。对苏辙来说，未及弱冠便金榜题名，又被仁宗亲策于廷，列为四等，本当前程无量，却被王安石卡住喉咙，动弹不得，一年蹉跎下来，只觉意气消磨。苏轼自是又怜又痛，却只能在一筹莫展之下，写诗相劝，有名的“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便是于九月病中写给弟弟的诗句。

　　这次病中提笔，一共有三首，总题为《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上述两句出自第一首，第二首提到一人。对苏轼来说，此时根本不可能想到，后者将会直接决定自己不无凄怆的晚年命运。

　　先看这首诗：

　　近从章子闻渠说，苦道商人望汝来。

　　说客有灵惭直道，逋翁久没厌凡才。

　　夷音仅可通名姓，瘿俗无由辨颈腮。

　　答策不堪宜落此，上书求免亦何哉。

　　第一行所写的“章子”，即当时的商州县令章惇。章惇比苏轼年长两岁，与苏氏兄弟为同科进士。当苏轼至凤翔为官时，章惇也往商州为令，二人书来信往不少，尤其苏辙，被任商州军事推官已有一年，迟迟未能赴任，章惇不明究竟，一次次“望汝来”的期待直接成为苏轼这首诗的第二行，从中也见章惇当时对苏轼兄弟抱有由衷的情谊。

　　不过，苏轼即便与章惇同科及第，却到嘉祐八年（1063年）秋天才彼此见面，地点是长安。

　　依朝廷之例，礼部每两年进行一次解试，所谓解试，也就是宋朝“解试”“省试”和“殿试”三级考试制中的第一级，到明、清时更名为“乡试”。仁宗嘉祐二年、四年、六年、八年秋均有此考试。南宋曾慥在《高斋漫录》中说得清楚：“苏子瞻任凤翔府节度判官，章子厚为商州令，同试永兴军进士。”就是说当年苏轼和章惇都前往长安为考官，主考官则是苏轼赴任途中在长安见到的刘敞。对苏轼和章惇二位青年才俊，刘敞“皆以国士遇之”，苏、章二人书信早频，自是一见如故，立成莫逆之交。

　　当时发生一事，很能见出二人的不同性格。

　　因差试官开院，二人同途前往，路过一山寺时，见四处秋景怡人，决定小饮片刻。正喝得尽兴，有人来报，说前面出现一只老虎。二人不惊反喜，趁酒兴乘马迎去。距老虎数十步时，二人虽不惧，马匹却惊得不敢再往前一步。苏轼说了句，“马犹如此，著甚来由。”转过马头想走。章惇却是不惧，继续鞭马上前。到老虎身旁时，他取出一面铜沙锣猛敲，老虎竟受惊而逃。章惇得意洋洋地回转，对苏轼说道：“子定不如我。”这是章惇的自负，苏轼也承认“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意思是像章惇这样的人，日后出将入相，必如探囊取物。事情也确是如此，整整三十年后，章惇于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出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成为百官之首。此时苏轼能预见章惇来日，却预见不到章惇为相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将年已五十九岁的自己贬往惠州，此为后话。

　　不过，此一说绝非因章惇不怕老虎，苏轼就以为他将日后拜相，而是在交往中，对章惇的了解日深。这点从《道山清话》载录的另一件事中可见。某日章惇正坦腹而卧，见苏轼进来，便手抚肚腹问道：“公道此中何所有？”苏轼半开玩笑地答道：“都是谋反底家事。”章惇闻言大笑。说谋反当然不可能，苏轼的意思是章惇满腹机谋，也是称他为“一代异人”的另一种说法。彼时二人都还年轻，无伤大雅的话只会增加亲密，谁也不可能想到，二人日后将成为势不两立的政治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