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蔚林

　　北宋元丰七年（1084年）七月的一天，一位身着便装的花甲老人，骑驴行至江边泊舟之处。

　　得知他来，舟内人兴奋异常，帽子都没戴，衣服也没换，趿着鞋便上了岸，拱手行礼道：“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老人摆手笑回：“礼岂为我辈设哉！”

　　这位老人，是曾位居宰辅的北宋政治家王安石；那“衣冠不整”者，是离开黄州沿长江一路东行准备去汝州任职的北宋文豪苏轼。一个作揖、一个回礼，开启了历史上著名的“金陵之会”。

　　彼时，王安石隐居金陵（今江苏南京）已有数年。作为中国文人中一种独特的存在，历史上如王安石般选择在致仕后隐居的名人并不鲜见——明代画僧陈老莲绘就的《隐居十六观》，就勾勒了李白、陆羽、陶渊明等名人的隐居形象。

　　他们为何隐居，如何选择隐居之地，又过着怎样的隐居生活？令人充满好奇。

　　他们为何选择隐居？

　　隐士是中国文人中一种独特的存在。这意味着，并不是所有居于乡野山林的人都可以被称为“隐士”，此人首先得是知识分子，是“士”这个阶层的成员之一，并且能够保持独立人格、追求思想自由。

　　他们选择隐居的原因各有不同：一些人是为了逃离动乱的时局，避免被卷入旋涡；一些人是因为在朝中遭到攻讦、排挤，心生去意；还有一些人是因为遭遇家庭变故，或为了腾出时间编纂书籍、专注于自己的兴趣爱好，等等。

　　熙宁年间，为了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现状，神宗皇帝有意变法图强。在他的支持下，王安石成为“熙宁变法”的实际操盘手，先后推出了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等一系列措施。奈何新法触动了太多人的利益，矛盾在新法实施过程中层出不穷，这让王安石遭到多方抨击。熙宁七年（1074年），全国多地遭旱灾，灾民流离失所，各方继续施压，神宗最终妥协，同意王安石辞去宰相职务。他离开没多久，神宗自觉朝廷无人可用，再次起用王安石，然推行新法依然屡屡受挫。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最看重的长子王雱英年早逝，他心灰意冷，决定摆脱政柄，归隐金陵。

　　东晋的陶渊明出生于名门望族，祖上有多人做过大官。然而，到了他这一代，却不幸家道中落。做官做得没有盼头，又受黄老之学影响，陶渊明对仕途不再热切，刚开始动辄“翘班”，最后索性辞官归隐。

　　与陶渊明不同的是，人称“竹林七贤”的嵇康、阮籍等人虽也有过隐居山林的经历，但他们之所以选择隐居，是因无力改变动荡的时局，又不甘成为各方势力角逐的牺牲品。因此，这种隐居生活，没有“采菊东篱下”的悠然自得，更多的是“苟全性命于乱世”的无奈。

　　当然，也有一些隐士，生来便特立独行，对世事不感兴趣，只愿终其一生在天地间探索自然和生命的真理。比如，东汉时期的严子陵，受光武帝多次延聘而不应；南北朝时期的陶弘景，隐居茅山，屡聘不出，还作诗云：“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

　　如何选择隐居地？

　　金陵之会，是王安石与苏轼这对北宋文坛“双子星”的最后一次相见。他们共游钟山，赋诗纪游，从前的种种隔阂、摩擦、是非，都已成为过眼云烟。交谈间，王安石还劝苏轼在金陵买点田地，安顿下来，与他作伴。

　　王安石晚年居金陵，曾住在一个叫“半山”的地方，此处虽是退休宰相的宅邸，却不筑围墙。门下劝他，居室如此暴露，不太安全，他却笑而不答，依然每日骑驴，带一两个随僮漫游金陵山水，逐一题咏。

　　王安石的老家在江西临川，他之所以选择隐居于金陵，不仅仅是因为贪恋此地的自然风光。从17岁那年随父亲王益迁居金陵，到21岁由此赶赴开封应试步入仕途，到知江宁府，直至55岁归隐、66岁终老，他一直将金陵视作精神家园。

　　唐代诗人王维晚年隐居的辋川，在长安（今陕西西安）郊外蓝田县西南，是一个依山傍水、风景秀美的地方。他从好友手中购得“蓝田山庄”，并将其更名为“辋川别业”，引来辋水环绕房舍，又修建了竹洲花坞等，整日弹琴作诗、参禅念佛，打造了一处属于自己的世外桃源。他还与同样隐居于此的友人裴迪一起创作了《辋川集》。

　　北宋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祖籍在今山西夏县，因与变法派政见不合，他请辞京职，在河南洛阳隐居了十多年。熙宁六年（1073年），他在洛阳尊贤坊北关买地，建了一座“独乐园”，园中的读书堂、弄水轩、浇花亭、见山台等景致和建筑，与其仰慕的古代名士多有呼应。比如，仿照渔家蓬屋搭建的小庐“钓鱼庵”，模仿的是东汉隐士严子陵的钓鱼台；竹梢压低后相互交织而成的小屋“采药圃”，源于东汉隐士韩康隐姓埋名在深山采药的典故。就是在这座将世间的喧嚣和纷扰关于门外的“独乐园”里，他全力以赴、精益求精地编撰了《资治通鉴》，留给后人一部皇皇巨著。

　　如何维持隐居生活？

　　相较于王维、司马光等家底丰厚之人，陶渊明的隐居生活就没那么闲适了。

　　他“不为五斗米折腰”，在山野中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即便“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还是避免不了“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的结果。他所写的《咏贫士七首》中的“倾壶绝馀沥，窥灶不见烟”，或许反映的是他隐居后时常没有酒喝、没有饭吃的尴尬处境，于是只能将自己的生活标准降到了“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这个层次。

　　除了种地，有的隐士选择通过砍柴、牧渔、卖字画等方式谋生。比如，南宋词人朱敦儒写的《好事近·渔父词》，就取材于自己以渔为业的隐居生活。“锦鳞拨剌满篮鱼，取酒价相敌。”他对渔获要求不高，只要装满一篮子，够换酒喝就可以了。

　　明代书画家唐寅（字伯虎）离开官场后，常通过卖字画维持生计，他在《言志》一诗中洒脱地写道：“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

　　即便面对着“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的困境，陶渊明仍能保持“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的高洁品格。他开创了田园诗派，获得了“隐逸诗人之宗”的美名，留下的《饮酒诗》《桃花源记》《归园田居》《五柳先生传》等诸多传世之作，带给无数文人墨客心灵上的慰藉。

　　同样，即使晚年穷困潦倒、疾病缠身，被人讥讽是其放浪形骸、狂妄自负的后果，唐寅也只是以一句“世人笑我忒疯颠，我咲世人看不穿”，聊作回应。他把坎坷凄苦的一生化作诗文、书画，留下永不磨灭的文化遗产。

　　与陶渊明、朱敦儒、唐寅等人的纯粹不同，一些隐士“醉翁之意不在酒”。

　　自南北朝起，隐逸之风日渐盛行，文人隐居越久往往越能获得好名声。有了好名声，他们便有了被朝廷或权贵授予官职、聘为幕僚的资本。久而久之，隐居竟成为一种另辟蹊径的入仕手段。

　　唐代时，终南山离政治中心长安很近，一些名士选择在此隐居。其中，通过隐居推销自己最成功的当数卢藏用——皇帝在长安，他就住在终南山；皇帝移驾洛阳，他就迁到附近的嵩山隐居。如此费尽心思，最终博得了一个官位，也换来了“随驾隐士”的戏称，还给后世留下了“终南捷径”这个成语。

　　可以看出，隐居是中国古代文人历经世事后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体现了他们的思想、情怀和内心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