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是常书鸿先生诞辰120周年和逝世30周年，也是由他创办的敦煌研究院（前身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80周年。

　　在那个艰苦卓绝的年代，常书鸿不计较个人得失，默默地在敦煌从事文物艺术的保护和研究工作，成为“敦煌学”的先驱，百年之后被誉为“敦煌保护神”。

　　■ 管仲乐

　　早在千年以前，贯通中外的“丝绸之路”带来了不可估量的物质和文化财富，而在中国河间地区，则形成了震惊中外的文化圣地——敦煌。当千年敦煌尘封的历史被唤醒，莫高窟的秘密被揭晓，藏经洞文书及壁画再度成为东西方强盗觊觎的对象。在国家宝藏遭受戕害的历史背景下，有一位年轻人来到了敦煌这片土地，在生活环境异常艰苦的条件下，为保护、研究敦煌艺术默默奋斗了50年，他就是被誉为“敦煌守护神”的常书鸿先生。

　　域外游子，邂逅敦煌

　　1904年，常书鸿出生于浙江杭县（今杭州）。他从小对绘画有着浓厚的兴趣，1923年浙江省立甲种工业专科学校毕业，并留校负责校办工厂的管理和美术教学工作。他对西洋画尤为喜爱，工作之余自学法语，希望有朝一日能去法国深造。

　　1927年，常书鸿自费赴法国里昂国立美术学校学习绘画及图案染织。1930年，常书鸿以第一名的成绩提前升入油画系，两年后进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继续深造。留学期间，常书鸿的绘画天赋得到了充分展现，其画作得到徐悲鸿的赞叹，此时的常书鸿俨然一颗冉冉升起的西洋画新星。

　　但命运总是如此不期而遇。1935年毕业前夕，常书鸿漫步于塞纳河畔的旧书摊，发现一部由6本小册子装订而成的《敦煌石窟图录》，内有1907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敦煌石窟中拍摄的敦煌千佛洞壁画和雕塑图片300余幅，这些跨越千年的创作隔着山海透过纸张就已经深深震撼了常书鸿。他既兴奋又自责，兴奋在于自己接触到了如此震撼的艺术品，自责在于自己全然不知祖国拥有如此巨大的艺术宝库，甚至在藏经洞的门扉被叩开的35年后，自己才在异邦了解到华夏艺术的精粹。

　　这种复杂的情绪一直萦绕在常书鸿心间，最终促使他放弃法国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回到祖国，去追寻敦煌。

　　初心不改，奔赴敦煌

　　1936年9月，常书鸿重新踏上祖国的土地，在国立北平艺专任教。是时，中国正值内忧外患， “七七事变”后，常书鸿身不由己，先后辗转于江苏南京、浙江杭州、湖北武汉和湖南沅陵。

　　在民族存亡之秋，常书鸿依旧未忘敦煌，1942年，围绕洛阳龙门石窟浮雕被奸商盗卖事件，重庆文化界热议如何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问题，对包括敦煌石窟在内的文物历次遭受劫掠、破坏等现状，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批评和建议。迫于形势，国民党政府指令教育部筹备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并由常书鸿担任筹委会副主任。这是一项艰巨而伟大的工作，徐悲鸿鼓励他说，从事艺术工作的人，要学习玄奘的苦行僧精神，要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把敦煌民族艺术宝库的保护、整理、研究工作做到底。

　　研究所的经费非常有限，人员、物资均无着落。离开重庆前，常书鸿被迫卖家具，当行李，开画展。只身来到兰州后，他在研究所筹委会主任、时任西北五省检察使高一涵等人的帮助下，四处奔波，开始“招兵买马”。就在初见曙光之时，在兰州召开的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会议上，又发生了内部分歧。在敦煌研究所所址问题上，有人主张把所址设在兰州，常书鸿却认为，兰州与敦煌虽同在甘肃省，但相距1200公里，这无疑不利于切实保护和研究敦煌艺术，提议把所址设在敦煌千佛洞。

　　彼时的敦煌是名副其实的塞外戈壁，常年漫天黄沙，物资短缺，生活条件十分恶劣，因此，常书鸿的主张遭到了兰州官员的反对。最终，常书鸿向于右任反映此事，于右任也认为建立研究所是寓保护于研究，不能离开千佛洞。在多方的努力下，敦煌艺术研究所最终落户敦煌。

　　矢志不渝，投身敦煌

　　1943年2月20日清晨，常书鸿和学生龚祥礼，以及研究所班底李赞廷、陈延儒、辛普德、刘荣曾一行6人乘坐一辆破旧的卡车，从兰州出发，沿古代丝绸之路西行，3月24日来到了日夜向往的莫高窟。

　　1944年初，敦煌艺术研究所在莫高窟成立，常书鸿担任所长。他们从保护工作开始，修理栈道桥梁，清理积沙，初步调查石窟内容并开始临摹一些壁画，在工作环境、生活条件和资金来源都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坚定地开展保护与研究。

　　1945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突然宣布撤销“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致使大部分工作人员无奈离开。一时间，命运又将常书鸿置于抉择的路口。他不得不辗转于兰州、重庆等地，寻求支援。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研究所人员时有出走流失，但作为所长的常书鸿，始终以坚持研究、保护和宣传敦煌文物为己任。

　　这期间，常书鸿完全可以返回大城市，但想到撤离之后失去保护的敦煌将会重新遭受破坏，他选择了留下，几乎是以一己之力维持着研究所的存继。他说过：“我们的工作本来就是全凭自己的力量干起来的，研究所的撤销或不撤销，实际意义不大。”

　　他一面带领研究所工作人员防范敦煌文物再次遭到抢掠，一面调查、制订洞窟内容表，对石窟做了沿用至今的系统科学编号，同时着手开展塑像、壁画编号。经过探索，常书鸿还总结了敦煌壁画艺术的临摹方针，对敦煌艺术的保护与宣传起到了重要作用。

　　玉汝于成，魂系敦煌

　　常书鸿作为中国敦煌石窟艺术研究保护和“敦煌学”的先驱，在那个时局动荡、危机四伏的年代里，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

　　1948年八九月间，内战正酣，常书鸿先后经兰州赴各地展出800余幅壁画摹本，展览至重庆时，得到了包括周恩来、董必武、郭沫若在内的中共领导人和大后方进步文化人士的支持和赞扬，这对于困境中的常书鸿来说是莫大的鼓舞，敦煌艺术研究所也因此名扬中外。

　　1949年9月，敦煌解放。1951年，敦煌艺术研究所归属中央人民政府，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任所长。不久，中央人民政府决定由敦煌文物研究所和中国历史博物馆联合主办一场“敦煌文物展览”。此次展览反响热烈，周恩来总理评价道：“通过看你们精心摹制的临本，使我如同到敦煌石窟中去了一样，大开眼界。你们多年来在沙漠中艰苦劳动是值得称道的。”

　　不论是从事油画创作和拯救工作，还是从事保护敦煌艺术工作，常书鸿都有一个目的：促进中国艺术的繁荣，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

　　1990年代，常书鸿在北京时曾说：“我已老而不死，但以后死也要死到敦煌。” 又说：“如果真的死在北京，骨灰还是要送回敦煌的。”1994年6月23日，常书鸿在度过90寿辰之后，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根据常书鸿生前的遗嘱，他的部分骨灰送回敦煌莫高窟，埋在他住了几十年的中寺院内自己栽种的梨树下，赵朴初为其墓碑题词“敦煌守护神”。

　　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曾问常书鸿：“如果来生再到人世，你将选择什么职业？”他答道：“ 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世，不过，如果真的再一次托生为人，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还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做完的工作。我的人生选择没有错，我没有做一件后悔的事！”

　　（作者系海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