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道

　　2025年，是岭南文献学家冼玉清（1895年1月10日——1965年10月2日）诞辰130周年、忌辰60周年。近日，广东多地都在举办相关的纪念活动，引发诸多关注。

　　在我们的记忆里，冼玉清的名字出现得并不多，这或许缘于她一生只埋头做学问，不假雕饰，少有吸引眼球的花边新闻。事实上，史料关于她的记载，措辞都是分量十足的：画家、著名文献学家、杰出诗人……她为岭南的文化研究献出了毕生精力，在历史文献考据、乡邦掌故溯源、诗词书画创作、金石丛帖鉴藏等方面功昭学林，被誉为岭南巾帼中的“不栉进士”。

　　国愁千叠一身遥

　　对于冼玉清的人生，我更多是从她写于1958年的《自传》底稿中寻得了一些脉络。她祖籍广东南海西樵，出生于澳门的富商之家，童年时期先在澳门启明学校读书，后转学入“灌根学塾”，师从陈子褒。陈子褒是光绪年间富有爱国情怀的举人，曾参加过康有为、梁启超组织的“公车上书”行动，并加入“保国会”，积极参与戊戌变法。后赴澳门开办灌根学校，从事启蒙教育工作。

　　作为启蒙老师，陈子褒对于祖国的这腔热血，应是对年幼的冼玉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未识罗绮，不谙世故，徒欲不负所学，为社会尽绵力。”这是冼玉清16岁时发下的宏愿。她甚至做了终生不婚，委身教育，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决定。于当时的社会环境而言，她的这种想法无异于惊天响雷，在岭南引发了极大的震动。对于由此引发的各种流言，冼玉清从不计较。从岭南大学毕业后，她留校任职教授，并担任学校文博馆馆长，她的住居碧琅馆如今成为人们纪念她的所在。

　　抗战期间，冼玉清的行止让“巾帼”一词得到了具象化的诠释：1938年，日寇将战火烧至广州，她随岭南大学迁香港，一路忧国忧民，并作名画《海天图》以叙之。后来香港沦陷，她暂回澳门家中避难。1942年7月，闻岭南大学复校，她不顾家人亲友的劝阻，烽火逆行，毅然离开澳门，历经千难万险，赶赴岭南大学新校址。其时条件异常艰苦，学校建于荒山上，教授们居于民宅中，于烽火中讲学授课，延续着教育的火种。某种意义上，他们是另一所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教授们被后人尊称为坪石先生，冼玉清就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

　　作为诗人的冼玉清，在抗战期间写了许多诗，其中组诗《流离百咏》显见了高尚的爱国情怀及深厚的文学底蕴：“国愁千叠一身遥，岂被黄花笑折腰。/地限华夷遗恨在，几回痴立寸金桥。”（《归国途中杂诗》）1942年7月，岭南大学决定迁到粤北曲江复课，冼玉清接到岭大校长通知，毅然从澳门绕道，辗转往粤北，在湛江赤坎时，她写成此诗。诗中的寸金桥，是当时法国租界的地标，诗人站在桥上时，忧愤交集。她曾直白地表达自己的爱国之志：“今国家正在危难之时，我应与全民族共甘苦，倘一己有优越条件而高枕苟安，非素志也。”

　　执炊涤器寻常事

　　冼玉清一生致力于教育和文献的研究，但我对她的认识，更多来源于她的文学著作，组诗《流离百咏》、手订的《碧琅玕馆四卷》，以及随笔《更生记等》。尤其她诗中的素淡清雅，有一种“淡至无言意转深”的隽永，这一点，或可从她的《夏日读书》里得到佐证：“把卷自怡悦，俯仰千载余。/诗心爱摩诘，赋笔谢相如。”

　　“诗心爱摩诘”，显见了冼玉清作为诗人的气质。王维被誉为“诗佛”，其诗在唐诗中独树一帜，语言精工典雅，诗风清新淡远、空灵幽静，极富禅意，且其精通绘画，故而，后世皆评王维诗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冼玉清亦工于绘画，诗风淡远，确乎承袭了王维诗的特质，这一点，或可见于陈三立（文学大家陈寅恪的父亲）对其诗的赞赏：“澹雅疏朗，秀骨亭亭，不假雕饰，自饶机趣。”

　　“自饶机趣”，这句评价似乎应和了冼玉清自己对诗的解读：“诗是人间最美丽的东西，情感是世上最微妙轻灵的东西。”回乡时，冼玉清写了“西樵杂诗”六首，其中《步归简村》描述了回乡场景：“二月山花映面朱，山多杜鹃花。青蒲扇子绿罗襦。倾村老幼当门立，不看新娘看阿姑。宗弟逸农挈新妇同返乡。”在岭南大学时，冼玉清曾被同事和学生尊称为冼子和冼姑，诗中对回乡途中见闻的描写细致生动，显见了诗人深厚的文字功底和充满谐趣的性情，而诗人的豁达，亦寄寓其中。譬如《曲江诗草》之《生活》，她如是写道：“买菜清朝驰远市，拾薪傍晚过前山。执炊涤器寻常事，箪食真同陋苍颜。”其时，在曲江的岭南大学教学环境异常艰难，买菜、下厨、捡菜煮饭、洗碗碟等等，冼玉清都亲自劳作，她把自己比作孔子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即使生着重病，她也能淡然处之。40岁时，冼玉清经历了人生的一次大病，卧床两月，形销骨立。后求医被诊为甲状腺病状，医生问诊其颈部是否有过肿大，冼玉清一时无言，她平日痴迷教学，并不关注自己形象的雕饰。这一晚，她在学校研究又至深夜，忽然想起医生的询问，却不知自己颈部是何时肿大的，于是，她很认真地幽了自己一默：“春非我春，秋非我秋。颈旁之胀，颈自知之，我不暇知也。”

　　人格如东岭孤松

　　对于冼玉清的性情，作家秦牧的《关于岭南女诗人冼玉清》作了很生动的描绘：“她身材微胖，穿的是绿袍、绸衫裤一类的中式服装，大都是陈旧的，但非常整洁。我从来没有见她穿过‘布拉吉’之类的西服，她有时也往髻上簪一朵鲜花。”奇特的是，如此素朴的冼玉清，秦牧却将她比作与李清照、朱淑真、陈端生等一脉相承的“女学渊源”。

　　冼玉清一生向往“贤人君子”的人格，平日温文尔雅，待人和善，她出身于富商家庭，却无半点阔家小姐的骄纵，相反，关于她节俭的轶事，在许多相关她的传记里都有：在岭南大学读书期间，她一直半工半读；一件旗袍，她甚至能穿二十年；请客吃饭，经常只花五角钱；一年中秋节，她邀请弟子到家里赏月，席间她把一个月饼切成了十六块， 每人一块分着吃。这件事后来被一些好事者当成笑料传了出去……然而，如此节俭的冼玉清，在岭南大学附中教国文时， 发现一位极具音乐才华的学生想去法国留学， 但由于穷困，愿望一直不能实现。于是，她不仅全额资助他赴法国留学， 还负担起这位青年年迈母亲的起居照顾。这个青年就是著名音乐家冼星海。

　　1942年，文学家陈寅恪在香港大学任职期间，正逢抗战，食物短缺，陈寅恪一家生活困顿，此时暂居香港的冼玉清，托人给陈寅恪送去四十元港币。虽然陈寅恪并未接受，但他们因此结缘，成为暮年的挚友。

　　冼玉清一生爱才。1965年5月，虽已染病卧床，她仍记得学生梁羽生的肠胃病，并特别去信为他分析病症。然而，这封信发出五个月后，这位杰出的女诗人就与世长辞了。临终前，她将自己的大部分财产、近200万港元悉数捐给了国内的统战部门，她说：“此款是已出之物，如何用途，由你们支配，总要用得适当就好了。但此事只系圈内人知道便了。切不可宣传，更不可嘉奖。”

　　但历史还是给了她丰厚的嘉奖，儒学大家杨寿昌在《<更生记>序言》中给了冼玉清这样的评价：“爱才如命，考核严格。一矫因循苟且之习。相识遍南北，而人之亲之，如东岭孤松，秋空皓月。崇仰其人格之峻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