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阮忠

　　我正儿八经研究苏轼始于1995年，那时我在武汉桂子山任教，教学从先秦两汉转向唐宋，自然就关注到苏轼，当时侧重苏轼的诗。到海南任教后，我又开始研究苏轼的古文、词及其居儋生活，算是对苏轼有较多了解和认识，但这一研究远远没有尽头。2022年4月后，我又写了一些有关苏轼的研究文章，以上研究内容构成了我今年出版的新书《论苏轼的经学与文学》。这本书有三方面内容：一是苏轼的经学三书（《书传》《易传》《论语说》）研究，二是苏轼的内部世界研究，三是苏轼与海南的研究。

　　苏轼的经学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人们知道他有经学三书但疏于研究，更重视他的诗文。经学三书的撰述始于苏轼被贬黄州时，他自言闲来无事，穷不忘道，所以先遵父亲苏洵遗命写了《易传》，随后又写了《论语说》，并着手写《书传》。苏轼离开黄州后，在京城和一些地方任职，《书传》的写作便被暂时搁置了。六十岁后，他在惠州继续写作。他本想终老惠州，不意再贬海南昌化军，着儋州安置，因此《书传》的撰述与《易传》《论语说》的修订，都在居儋期间完成。苏轼六十五岁北归之际，对友人说在海南“了得三书”，自感人生没有虚度，其关键是他以三书成一家之言。

　　我在《论苏轼的经学与文学》这本书中，对经学三书的撰述和传播进行论述，探讨苏轼经学三书的儒学根基和解经的思想走向。虽然苏轼儒释道兼修，但其思想最本质的还是儒家的仁义之学。本书对《书传》《易传》《论语说》各有研究，以体现苏轼经学三书的思想特征。由于苏轼的《论语说》散佚，我对《论语说》的解读，特别强调是基于辑佚的《论语说》研究，就是想告诉读者这一研究的理论依据和局限性。即使以后《论语说》被重新发现，也不影响我今日所论之道理。

　　苏轼一生面对北宋复杂的外部世界，他宦海浮沉四十年，辉煌时官至吏部、兵部、礼部尚书，沦落时流贬黄州、惠州、儋州。其间还历典八州，有为人屡屡称道的济民功业。他很敬仰因科考结识的老师欧阳修，欧阳修继承韩愈儒学道统，推动北宋古文革新，走向文以载道、平易晓畅，至今在中国文学史上仍享有崇高的地位。我从苏轼的诗文审视韩、欧二人的古文对他的影响。

　　此外，苏轼还喜欢学习文史知识，晚年教诲子侄多读文史。我便从他的历史人物批评观研究当时的社会风云变化，以及他的思想格调和研究方法。

　　苏轼少年时就喜欢庄子，诗文里处处都有庄子的痕迹，我便从赋这种文体研究他受庄子影响而形成的人生境界。

　　苏轼的谢表和书信，最能体现他的内心世界。例如，他在书信里说自己躬耕东坡，做黄州人；在惠州，如何将羊脊骨吃得津津有味。在随缘的生活理念下，苏轼在“三州”从不提自己的官职和诗文成就，只当自己是不曾入仕的老秀才，内心平和，乐观旷达。

　　苏轼在海南三年，生活条件比在黄州、惠州时更加艰苦，但仍坚持不懈地读书写作。他的海南诗文被收入《海外集》和《居儋录》，以及上文提到的经学三书。

　　苏轼在海南最得意的是尽和陶诗，这是他在诗坛上的创举。他在黄州时曾说自己的前身应是陶渊明，意思是他想当陶渊明式的隐逸诗人。他贬三州时因谪籍不可能成为真的隐士，但无碍他以陶渊明为人生榜样。从惠州到儋州，他与《陶渊明集》相伴。苏轼借和陶诗述说自己在海南的生活，劝农、劝和、劝医，使得他的和陶诗有陶诗的淡泊与静穆，也有苏轼的海南味；他居儋时过上元节（元宵节），和儋州几名老书生夜逛儋州集市，乐不可支，觉得被贬海南不是人生之失而是人生之得，难怪林语堂会说苏轼是不可救药的乐观派。

　　在本书中，我还特别谈到苏轼海南文学研究的相关史料问题，从地理、地方志、海外诗文以及经学三书四个方面展开，意在为好苏者指明阅读和研究门径。

　　《论苏轼的经学与文学》凝聚了我多年来对苏轼经学和文学的思考，希望这本书能够对读者有所启示，对海南东坡文化研究与传播有一点小小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