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侯赛

　　2025年10月22日，由首都博物馆与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联合举办的“黄金缕——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藏古代金器展”在首都博物馆开幕。这场将持续至2026年3月1日的文化盛宴，甄选了逾170件（套）时间跨度自公元前15世纪至明代的珍藏金器，其中部分为全球首次展出。它们以“黄金如缕，互鉴为桥”为主题，系统梳理了黄金在欧亚草原、中原地区、青藏高原等地的生产、使用与传播轨迹，全面展示了中国黄金工艺三千多年的辉煌成就与文明互鉴的壮阔历程。

　　文明的交融：

　　黄金工艺见证文化交流

　　步入展览的第一单元“兴起：草原与早期中国”，一件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的璜形项饰静静陈列，其独特的造型立刻将观众的思绪引向广阔的欧亚草原。这是黄金工艺从大陆西端向东传播的早期物证。

　　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信息中心负责人李东风表示：“黄金并非中原地区的原生文化符号，它的传入与接受，本身就是一部早期中国文化交流史的缩影。我们能在商周时期的贵族墓葬中看到黄金饰品的出现，正是这种跨区域文化交流的实证。”他指出，从早期的零星发现到战国汉代的逐渐增多，黄金制品从一种稀有的外来奢侈品，逐步成为古代贵族阶层权力、地位、财富的象征或宗教祭祀用品，承载着深厚的艺术与文化。

　　展览中一件北魏摩羯人物金索坠饰，项链总长47厘米，坠长4.4厘米，重119.9克，以金、绿松石、蓝宝石等材质制成。坠饰上的摩羯纹与人物形象交融，既有草原文化的豪迈，又融入了中原艺术的精细，是北朝时期多元文化融合的典型例证。

　　“中原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的互动，并非简单地替代，而是创造性地融合。”李东风解释道，“摩羯人物金索坠饰中的动物纹饰，虽然题材源于草原、西域，但其构图方式和工艺细节，已经融入了中原匠人的理解与再创造。这种纹饰的演变，直观反映了不同文化在审美与技艺层面的深度对话。”

　　在文明发展的早期，欧亚草原的贵族与中原的贵族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身份标识：草原贵族偏好装饰有动物纹的黄金饰品，而中原贵族则主要使用青铜礼器和玉器。然而，在周朝、秦朝和汉朝期间，受到迁移、战争和贸易等多种交流方式的影响，中原贵族也开始将黄金用于日常生活和礼仪物品中。草原民族和中原地区的黄金饰品各具其趣，异中有同，特别是其中蕴含着草原和中原地区之间的交往与互动。

　　从碰撞到生辉：丝路汇流的黄金华章

　　在公元7世纪初期，青藏高原上兴起了一个强盛的政权——吐蕃，它与中原的唐朝几乎同时出现。吐蕃利用丝绸之路，汇聚了来自中原、南亚、中亚及西亚的多元文化，如伊朗地区萨珊王朝（公元224年—公元651年）的艺术，形成了具有独特吐蕃特色的金器风格。

　　同时，丝绸之路的畅通也为唐朝吸收外来文化创造了条件，唐朝的金银器在纹饰和造型上同样体现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汇。初唐时有吐蕃用当地金器作为礼物馈至长安的记录，通过彼此间的联姻等交融互动，唐朝的金器也传入青藏高原。在吐蕃与唐朝长达三个世纪的频繁交往中，金器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在“碰撞：唐与吐蕃”单元，一件持来通神祇形饰片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目光。这件吐蕃（公元7世纪—公元9世纪）时期的饰片长19.5厘米，高4.9厘米，重26.3克，以其独特的造型和精湛的工艺，展现了吐蕃文化与外来艺术的交融。饰片上的神祇形象带有明显的异域风格，而其制作工艺则体现了吐蕃工匠的高超技艺。

　　另一件嵌宝石覆面同样令人惊叹。这件吐蕃时期的覆面长20厘米，高22厘米，厚1厘米，以金镶绿松石、水晶镶嵌其中。覆面上的宝石镶嵌繁而不乱，色彩对比鲜明，既具宗教仪式的庄严，又透露出丝绸之路上的多元文化影响。

　　展览中，一批制作精湛、纹样富丽的唐代金饰，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盛唐的开放与自信。无论是带有异域风情的摩羯纹，还是融合了中亚工艺的连珠装饰，都无声地诉说着丝绸之路上的文化汇聚。

　　“唐代金器之所以能达到一个后世难以企及的艺术高峰，根本原因在于其开放和自信的格局。”李东风评论道，“它不排斥外来元素，而是大胆吸收借鉴，将异域艺术精华，熔铸成独具特色的大唐风格。这些金器，就是大唐国际化的最好物证。”

　　在“融合：辽宋至明”单元，一件双凤戏珠纹卷云冠尤为引人注目。这件辽代的银鎏金冠饰高32厘米，宽27厘米，冠周长60.3厘米，以双凤戏珠纹为主题，凤鸟展翅，珠玉环绕，展现了辽代金器在草原文化与中原传统之间的完美平衡。

　　另一件莲花摩羯戏珠纹靴同样令人叹为观止。这件辽代红铜鎏金靴高37厘米，宽31.5厘米，靴身饰以莲花与摩羯戏珠纹，造型独特，工艺精湛，既具北方民族的豪迈气韵，又不失中原艺术的精致典雅。

　　李东风介绍，辽宋时期，北方与中原仍将黄金饰物作为身份的象征。在风格上，这个时期的金饰既继承了传统又引领了新潮，辽代的金饰设计带有北方草原民族的特质，但汉风又贯穿始终，而两宋时期则显得精致且富有生活气息，两者在设计上虽有相似之处，却又各具特色，反映出北方与中原地区在交流融合中保持着不同的审美偏好。至元朝（1206年—1368年），金饰在宋代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南北装饰风格依然有别。明代（1368年—1644年）金饰风格大幅变革，“首饰”一词开始专门指代女性使用的饰品，与早期草原及金饰的设计大相径庭，制作规整，造型端庄，装饰纹样向吉祥题材演变，金银首饰嵌宝成为了新的贵族风尚。这些变化反映了在南北文化融合的背景下，金饰风格逐渐趋向统一的趋势。

　　匠心独运：

　　巧夺天工的技艺传承

　　除了欣赏瑰宝的艺术之美，展览还对古代金器制作工艺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清晰梳理，让观众得以领略数千年前工匠们的超凡智慧。

　　展览清晰地呈现了金器制作工艺从简到繁的演进历程。早期普遍使用的锤揲、浇铸等基础技法，到战国时期已臻成熟。而到了汉代，鎏金工艺的出现，使得黄金的璀璨得以在青铜等材质上延展，极大地扩展了黄金艺术的表现形式。

　　以双龙戏珠梁冠为例，这件明代梁冠以双龙戏珠图案为主题，龙首与火珠通过弹簧连接冠体，行走时随之颤动，灵动非凡。冠上饰以莲花、蝙蝠等吉祥纹样，展现了明代金器工艺的精细与富丽。

　　另一件凤及鸳鸯衔花枝形冠饰来自唐代，以金镶绿松石、红玛瑙、玻璃和砗磲制成，工艺繁复。冠饰上的金珠焊缀技艺尤为精湛，细密的金珠填满器表，形成鱼子状地纹，再嵌以彩色宝石，尽显唐代金器的雍容华贵。

　　“我们特别需要关注那些‘看不见’的技艺。”李东风以一件布满细密金珠的金饰为例，“比如这种金珠工艺，要将黄金制成微小的球体，再焊接到器表，技术要求极高。这种细金工艺并非中国固有黄金技术，但中国工匠将其发挥到了极致。”这些工艺不仅是技术，更是文化交流的载体。锤揲、鎏金、累丝、镶嵌等技法的演变，无不体现着中华文明在吸收外来文化基础上的创新与升华。

　　此次展览让我们认识到，中华文明的特质从来不是封闭的纯粹，而是在不断吸收、消化外来文明成果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黄金，这一世界性的物质，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文明交流“催化剂”的角色。它告诉我们，一部中国黄金工艺史，就是一部微观的中外文化交流史。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