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耿

　　国人对黄花梨的利用，比如日常器具、家具，最晚在唐代，民间便已开始，只是与之相关的传世史料并不多。

　　有关“花梨木”的记载，宋代的历史文献中业已出现，只是大都一笔带过，且与其他土产或名木并列，并未展开介绍。那么，世人盛传已久的“贡木”之说，又源于何时呢？

　　据历史地理学者何以端先生考证，海南现存最早的地方志正德《琼台志》（1521年成书）虽对黄花梨有所介绍，“花梨木，产崖（州）、昌（化）、陵（水）。《格古要论》：出海南，紫红色，与降真香相似，亦有微香。其花有鬼面者可爱，广人多以为茶、酒盏，床料”，但并未提及其作为贡品的地位；即使在将近百年之后的万历《琼州府志》（1617年成书）中，仍未见花梨“贡木”身份的表述，对黄花梨的文字介绍基本脱胎于《琼台志》，且更简略。

　　当然，没有记载，并不等于不存在或没有发生过。

　　“广东布政司，每年应解本色生漆五千斤，送司设监交收；胭脂木十段、花梨木十段、南枣木十段、紫榆木十段、沙叶一百斤、翠毛一千八十四个、广胶一百斤，送御用监交收。”明代万历年间的《工部厂库须知》（1615年成书），是目前可以稽查到的黄花梨作为贡品身份的最早文献。

　　至此，基本可以推定黄花梨被征缴进贡朝廷始于明末，这在今天看来是一种荣耀的事情，在当时却未必，甚至对资源、对民众而言，是一种灾难。

　　清初康熙《昌化县志》（1673年成书）如此记载：“花梨木，在昌（化）径大者甚少。”短短几十年间，高大粗壮的花梨木数量在当时的昌化县已经锐减。个中原因，除了进贡朝廷的数量不断增加之外，由于花梨木名气和价值的提升，或许也有官吏和商贾囤积居奇的缘故。

　　通过史料查考和田野调查，何以端揭示了一段鲜为人关注的历史——“吴十花梨”事件。

　　先看乾隆《崖州志》的一段记载：“（康熙）五十年（1711年）辛卯，吴十进黎开花梨山。儋州祖牧、临高樊令欲取之。吴十纠黎抗拒。后详上宪，仍着两州县拿解。不获，遣兵征剿，伤千总一员。五十ー年，动五营兵讨之。五十三年十一月，遇京差苗、曹、汤三大人巡边。至儋州，吴十出降。大人至州东下马岭海边，刻‘海判南天’四大字于石。”

　　何以端认为，吴十当年进入黎族聚居地开采黄花梨木材，范围应该很广，收获也很可观，否则不可能引起儋州知州祖觐扆和临高知县樊庶的觊觎和染指；然而，吴十的财力和智力不可小觑，官兵连续四年都奈何不了他，也足见他深得黎族百姓的尊重和保护。

　　“康熙晚年发动的我国史上第一次大地测量，其成果就是《皇舆全览图》，地方必须提前备妥一切，包括绥靖治安。因此，要不是奉旨进行地理测绘的三位钦差大人（其中的‘汤’为汤尚贤，法国传教士）的到来，吴十与官方的僵持还会继续。”何以端说，“有理由相信，史实应是官府对吴十主动招安，宣布一切既往不咎，黄花梨木料也不再索取，事件得到和平解决。”

　　整个清代，因黄花梨而导致的官民、官商冲突不少。譬如，乾隆年间，定安知县张庆长就在《黎岐纪闻》中写到，由于“年办贡木”黄花梨，已经造成扰民的事实，不少黎族百姓为了免除州县派征之累，看到高大的黄花梨老树便干脆先行砍倒、毁掉。

　　鉴于历来进贡黄花梨、沉香弊端不少，成为一大乱象，黎峒不但没有积极性，而且不堪重负，乾隆中期《制军杨廷璋、抚军王检奏黎山善后事宜》中，对海南每年例办进贡黄花梨、沉香之事，提出不少整治、制约措施，其中涉及黄花梨的内容如下——

　　花梨木系专差领票，赴黎购买，令黎头送出交官，按详定价值发给。其沿途扛抬，系饬该黎头挨村拨夫运送。查差役入山采木，押夫扛运，不无扰累。嗣后应将年额贡木尺寸长短、斤量明白晓示，预发价值，匀派总管、哨官、黎头分办正副件数，定期运赴地方官选用，按价核算给清，以杜差役扰累之弊。如逾期误贡及不合尺寸、斤量，以膺木搪塞，惟该总管、哨管、黎头是问。

　　这类不欺民、不扰民的措施，说明了行政规范管理的重要性，一旦照实施行，在当时一定是皆大欢喜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