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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票证“说”变化
  1964年文昌一对新婚夫妇领到的结婚证。

  1956年文昌的购粮票(五市斤)。

  侨汇商品供应证(含主券和副券)。

  1950年文昌一位六年级学生的成绩单。

  1958年琼东县(今属琼海市)发给一位学员的扫除文盲奖状。

  本版图片均由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才丰 摄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黄婷 实习生 林紫嫣

  在海南省档案馆的库房里,一批整齐码放的纸质票证,保留着岁月的印记。结婚证、毕业证、粮票、侨汇商品供应证……这些看似寻常的纸片,开启了一扇时光之门,让我们可以回溯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它们如同无声的见证者,以方寸之大,拼凑出一部细微而鲜活的海南发展变迁史。

  吃穿用:从“凭票购买”到丰裕选择

  如今,许多年轻人不知道粮票、肉票、布票为何物。实际上,在几十年前,因物资紧缺,我国曾实行统购统销制度,大多数商品凭票供应,家家户户的“吃、穿、用”都离不开这些小小的纸票。

  海南省档案馆收藏的一张粮票,将我们的记忆带回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它的票面正上方,“文昌县(今文昌市,下同)购粮票”字样清晰可辨;中间标着面额“伍市斤”;底部则注有“一九五六年拾月份”;中心及边框以红色花纹图案装饰。该馆还收藏着肉票、购煤票、食糖供应证等。

  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历史学博士(后)史振卿介绍,粮票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国特定经济时期的一种购粮凭证,分为全国通用粮票和地方粮票。地方粮票由各地发行,仅限在本地区使用。与粮票类似的票证,还有肉票、布票、油票等。这些票证有着明确的地域限制、品类划分和定量标识,记录了一代人生活的酸甜苦辣。

  在种类众多的票证中,“侨汇票证”较为特殊。海南省档案馆收藏的一张“广东省(海南建省前归广东管辖)侨汇商品供应证”分为主券和副券:主券盖有广东省华侨特种商品公司专用章,标注面值“侨汇人民币壹圆”,有效期一年;副券包含多张票证——粮食6市两,食油4市钱,肉类3市钱,棉布0.2市尺等。史振卿介绍,侨汇商品供应证是国家为鼓励侨汇、优待侨眷发行的凭证,可用于购买当时市面上较为紧缺的粮油、日用品等,成为联结海外侨胞与侨眷的特殊纽带。

  在“凭票购买”的计划经济时代,小小票证,维系着无数个家庭的正常运转,精打细算是普遍的生存智慧,满足温饱是朴素而核心的目标。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此后,农产品流通市场化改革全面推开。1993年,粮票、布票、肉票等票证退出了历史舞台。

  票证“下岗”之后,我国农业生产快速发展,粮食保障能力稳步提升,商品和服务供给能力大为增强,群众的消费选择越来越丰富,买东西越来越方便快捷。

  如今,在海南各市县,精米、白面、海鲜、水果等成为商超、农贸市场的常备品,老百姓用手机扫一扫,即可完成支付;借助互联网,可以买到产自世界各地的特色商品;还可以通过免税店等多种渠道,购买免税品。

  受教育:从“扫盲识字”到全面发展

  票证不仅见证了“吃穿用”的变迁,也折射出教育事业的发展历程。海南省档案馆收藏了多件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学生毕业证、成绩单。

  其中,一张1950年7月由文昌县立简易师范学校(今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前身)颁发的毕业临时证明书,较有特色。证明书上的文字为繁体竖排,正上方印有毛泽东主席画像,左侧是一位青年的黑白照片,他衣着干净整洁,眼神质朴而坚毅。“当时正值海南解放不久,可能是因为教学管理尚处于新旧交替期,学校只能先颁发毕业临时证明书。”史振卿说。

  同为1950年7月发出的一张成绩单,反映出海南解放初期学校的课程和考评项目设置情况。这张出自文昌县新桥乡中心国民学校的成绩单显示,该校六年级开设的课程有国语、算术、体育、美术、音乐、历史、地理、自然、劳作等十门;考评项目另设“操行”一项,以“甲、乙、丙、丁”等作出评价,附有奖惩、考勤情况及评语。由此可以看出,海南解放初期,文昌当地学校的课程设置还是较为丰富的,对学生的评价体现了“品学并重、知行合一”的理念。

  一张1958年7月颁给模范学员的扫除文盲奖状,则勾勒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海南文化教育领域的另一种场景。史振卿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全国文盲率高达80%,许多老百姓白天劳作,晚上去夜校学习文化知识,从“目不识丁”,到可以书写自己的姓名,可以阅读书籍、报刊,完成了个人的蜕变。一些妇女在夜校上课回家后,她们的丈夫和已就读的孩子,也会帮她们“补课”,一家人一起学知识,其乐融融。

  据《海南省志·教育志》记载,改革开放后,海南的幼儿园、小学、中学、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师范教育、高等教育等快速发展。1988年,各类学校的班级数、教师数、学生数均创历史新高。截至2024年底,海南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4.2%,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7.6%,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6.8%,各项指标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为培养目标,教育实现了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巨大转变。

  结婚:从“礼俗见证”到法治保障

  海南省档案馆还收藏着多件民国时期至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结婚证书、结婚证。证上的文字内容、装饰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婚俗的变迁。

  其中,一张民国十七年(1928年)的结婚证书上,不见政府部门的印鉴,但有证婚人、介绍人、主婚人等一连串的签名和私章。“民国时期,法律对婚姻的规范不到位,对一夫多妻的禁止并不彻底。”史振卿介绍,那时候,婚姻被认可的关键,往往在于是否举办了公开仪式、宴请宾朋,是否有德高望重者签字证婚,或在当地报纸上刊登订婚启事、结婚声明。

  历史的车轮不断向前,一张1954年的结婚证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文昌县人民政府印”十分显眼,设计简朴庄严,国旗、齿轮、作物丰收等图案突出,有两个大“囍”字铺底,行文特别提到“男女双方自愿结为夫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规定相符”。“新中国将婚姻彻底纳入法律框架,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颁布施行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从根本上确立了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的原则。”史振卿说。

  另一张1964年文昌一对新婚夫妇领到的结婚证,虽然延续采用了红黄底色及国旗、丰收图案,但行文更加简明,双方姓名之后,未登记籍贯和出生年份,“自愿结婚”字样被编排在了更靠前的位置。

  20世纪80年代后,结婚证开始由“一张纸”变成“小本子”的样式,双方的合影照片开始出现在结婚证上。2004年,我国启用新版结婚证,小小的证书,除了包含双方的基本信息,还有独一无二的结婚证字号和防伪标识。不仅如此,如今办理结婚证,已经不再需要出示户口本,也无需返回户籍所在地,实现了“全国通办”。

  近年来,海南的婚礼呈现多样化趋势,在酒店结婚、回老家举办传统婚礼、旅游结婚、公交车婚礼等,尽显创新活力和奇思妙想。与此同时,颇具年代感的“结婚登报”,又在年轻人当中流行起来,已有多地的报纸推出这项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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