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兴吉

　　近代海南城市扩展的一个初始特征，是摆脱城墙等旧有城市格局对城市规模的限制，从而更自由地延展城市边界。这一过程开启了海南城市从“旧城堡式城市”向近代经济集市的演变。

　　高墙横亘  城与市的阻隔

　　古汉语中，“城”的本义是指城邑四周围起的高墙，其目的是出于防御的需要，后来又有“城池”之说。“池”即墙外的水沟，也就是护城河。我国古代的城，主要是为防御而建。同时，古代等级制度规定了不同规模的城建标准。高墙阻隔了城内与城外的联系。城作为军事、政治中心，聚集了大量人口，具有一定的消费能力，因此在城墙周边，特别是在城门等检查人员出入的关口，逐渐形成服务居民的聚集区，即“市”（市场），后来演变为人们通常所说的“城关镇”。国外也有类似情形，例如日本的“城下町”，即城墙下的街市。

　　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城墙建设一直是维系统治的重要手段。海南的城居遗存，据考古发现最早可追溯至唐代。从唐代到明代，海南的城墙形式主要为土城和木城，即夯土墙与木架构城墙，此外还有利用竹子等材料围建的墙。宋代开始出现石城是在崖州。明代，海南各州县开始普遍修筑石城，石头建筑的城墙更为坚固，大大增强了防御能力，同时也更严格地截断了城内外的联系。

　　海口位于南渡江下游入海口处的冲积平原，地势低洼，防御力弱。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建设海口城，即海口城墙。《民国琼山县志》记载：“周围五百五十五丈，高一丈七尺，阔一丈五尺，雉堞六百五十有三，窝铺十九，辟四门。”据此数据，可以推算出当时海口城的规模，这是一个边长约457米、周长约1820米的方城，所以一些资料记载海口城规模为“一方里”，也就是1平方里，约合现代计量的0.25平方公里。众所周知，自宋代起，海口的主要港口位于北部白沙门一带，远在海口城外。狭小的城区难以容纳更多人口。

　　明代，府城（又称琼城）拥有海南规模最大和级别最高的城墙。

　　《民国琼山县志》记载，宋代时，琼城周长三里，明洪武二年（1369年）扩展到六百丈，此后又不断扩大至一千二百五十三丈。城区内面积接近1平方公里。清末，府城人口约一万人，可见城内人口之稠密。

　　《民国文昌县志》记载，文昌县城城墙最早为三百五十丈，后扩展至四百二十丈，小于海口城。由于文昌城内狭小，居民开始在城外居住，“便民市：坊二图，即南门街市”，表明在此时期文昌县的市场已经移到城外。

　　《宣统定安县志》记载，定安县城城墙于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完成，“周围五百九十三丈，高一丈四尺，厚一丈六尺，垛堞一千一百九十二，开东、西、南三门”，后来又增加了北门。1914年，湖南人夏寿华在《琼游笔记》记载，民国初年，定安“城垣内规模尚存，而倾圮亦多，四门犹全，壕已湮没无迹。城内荒芜不堪，树木成林，街有南北两道，屋甚低浅破陋，路铺以石”。

　　位于海南岛最南部的古城墙，是崖州（今三亚市崖城区）的城墙。清光绪《崖州志》记载，“（崖州）州城，宋以前系土城，庆元戊午（1198年）始砌砖，创女墙。绍定六年（1233年）拓其址。自东门起，至海南道止，周二百四十二丈，高丈有六尺。开东、西、南三门”，面积很小，只有约0.15平方公里。

　　需求增加  拓宽街区成必然

　　清代末年，因为海南地方政府财政匮乏，加之岛内无大规模内乱，所以明代建成的海南各地县城城墙大多年久失修。同时，随着城内街区的扩展，旧城墙渐渐成为居民日常生活的阻碍，城墙坍塌的缺口反而成为城内外居民进出的通道。《琼游笔记》描述，在海南大规模建立新城市之前，各地旧城墙早已残破不堪，形同虚设，“（文昌县）城垣内外草木繁杂，高出城头，仅由南到北一街，皆民居，无东西两门，东面即城，西面一带荒塘，南门外大街一条，约数千家。”

　　1914年，夏寿华在《琼游笔记》中描述当时的儋州中和镇：“城垣尚算齐整，虽实际高度降至一丈四五尺，四门却完好无损，原有的护城河则被环城种植的丛竹杂树取代，形成丈许厚的天然篱笆。”

　　20世纪20年代末，法国传教士萨维纳在《海南岛志》中形容府城：“一圈带雉堞的城墙曾经使它看起来就像一座要塞，俯视着一块有墓地的平原。它已经部分毁坏，城墙上的石头被拆做他用，残存的断墙上爬满了渐渐侵入的荆棘。”

　　辛亥革命后，社会生产集中的城市发展很快，旧有的城市规模已经束缚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出于人口居住、交通便利和经济交流扩大的需要，改造与扩展街区成为必然。

　　清末海口开埠后，海口港口周边开始出现新的街市，此时的海口城墙已成为街市发展的障碍。《海口市志》（2004年版）记录海口拆除城墙时间为1924年。但是笔者根据历史资料推算，海口拆除城墙可能在琼崖善后处处长邓本殷1921年初到海南时就开始了。

　　《海口拆城辟路纪闻》一文（刊发于《道路月刊》1922年6月第2卷第1期）记载：“海口一埠，为琼崖精华聚集之地，华洋杂处，商场繁盛。惟水路交通不便。兹善后处长邓本殷有鉴于此，为谋交通便利起见，特设公路分处，自兼总办，将海口东西南北四城，概行拆卸，辟为四大马路，定阔为六十英尺，所有街道狭者，令各商铺自行拆让，以便通行电汽、手车（人力驱动的运输工具）。现所拆者，乃为城外各铺户，城内之铺，须俟城外马路筑成后，始允拆卸。至沿河一带，刻正着手建筑长堤码头，以利行人……将来堤路筑成，不但交通便利，观瞻一新，而海口之市面，必倍形发达矣。”

　　《琼籍民国人物传》记载，1922年，陈岛沧担任文昌县长后，“集工拆除旧时文城城垣，扩建街道，整饬店铺，疏浚文昌河。修筑第一条文昌到琼山的公路，开通了海口至文城之交通，兴建文昌第一公园，成为海南第一个县城公园。”

　　当时，海南岛内的旧城改造活动，并非同步进行，各地存在很大差异。例如，海南历史上最大的城墙，即琼州府治所——府城城墙的拆除就很晚，直到1928年才开始筹划。《粤省各属拆城筑路》（刊发于《时事新报汽车周刊》1928年9月30日）一文介绍，“琼州府城为琼岛重要都会，现由南区善后委员公署，令行琼山县署，规划路线，尅期兴筑，预定以镇武钟楼街为中心，以其南通丁字街以达县署，北通镇安门以达琼海路，西经善后委员公署前门以出西门，东经法院，以出东门，皆直线四通，行车便利。”

　　1923年，日本人后藤元宏来到儋州那大后发现，“那大是乡村市镇，四周有城墙，人口有千人左右”。可见此时，那大还没有完全拆除旧城墙。

　　拓宽街区  商业、地产业发展

　　20世纪20年代初，海口进行旧城改造，形成后来的中山路、新华路、博爱路、文明路四条主要街道，即海口“四大马路”，构成当时海口市区的基本街道框架。1925年，随着海甸溪、长堤路一带的修建，长堤路堤岸形成海口港的新码头，作为海口对外海运的新出口，进一步推动海口对外开放。

　　海口旧城改造后，在拓宽的道路两侧逐渐形成以骑楼为主要形式的新建筑，其中以中山路、博爱路最为典型，形成了骑楼街区，进而构成海口新的市区商业中心。

　　随着海口街市改造，相关产业也发展起来。《民国时期海南商业史研究》一文指出，1918年至1927年，海南各地及侨商大力投资本地房地产业。当时，南洋经济形势向好，每年都有大批侨汇汇入海口，岛内华侨及其家眷有充足资金修筑新屋。同时，海口作为全岛的贸易中心与华侨的出口港，对房屋等基础设施的需求日益扩大，房地产行业开始兴旺，民国初年前来海口投资建房的侨商络绎不绝。

　　《海口市华侨企业调查报告》（收录于《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广东卷）》1989年版）统计，当时，海口市50%的房屋由华侨投资兴建，其中多数用于出租。以新华路与解放路为例，计有大小不一、不同质量的房子27幢，平均每个铺面每月租金约80元，两条街道每月出租金额达2200余元。

　　除海口市外，1921年文昌县市镇改建后，也迎来房地产投资的黄金时期，人们沿文昌河两岸兴建骑楼建筑，形成文昌新的经济中心。

　　同时，位于琼东地区的嘉积，也开启城市改造计划。1922年，琼东县公务局长邢福麒提出《改良嘉积市制计划》。该计划指出当时的嘉积是海南岛内仅次于海口的发达市场，但存在以下问题：“市区狭小，街道窄迫，屋宇湫隘，商旅熙来攘往，摩肩击彀，货物麕集，运输阻滞，诸种不便，大碍商务之发展。”因此，他提出改造嘉积城市的计划：其一是“组织市行政机构”，设立“市政公所”，也就是设立城市市政管理机构；其二是改造“马路上的建筑”，当时“（嘉积）市止北边马路，已筑成。现拟由北门开辟马路，经南门而达溪头”，与已建马路形成环状马路；其三是街道改造，原有街道“至宽者不过十五英尺”，要加以改造，商铺街道应有16英尺至20英尺；其四是“市政的拓展”，将原有的曲尺形市区进行拓展。上述城市改造计划最终结果如何，目前还没有发现具体历史记载。但是，仅从上述设想来看，约100年前的海南岛居民，已认识到城市需适应商业发展并开始进行相关的城市规划和设计。《海南岛志》（1933年版）统计，20世纪30年代的嘉积，有13条街道、797间铺户，以经营布匹、洋货、煤油、咸鱼、米为主，商业贸易十分发达。

　　大约100年前的旧城改造，是当时海南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城市的发展目标，已不再局限于旧的政治中心，而是转向促进本地经济活动。在这一过程中，海南许多城市的面貌焕然一新，摆脱旧城墙束缚的城市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扩大城市规模，具备了近代城市发展所需的地理基础条件。

　　（作者系海南省社科院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