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辉

　　暑气正盛。日头像一枚烧透了的白炭，直愣愣悬在中天，把乡野烤得发蔫。柏油路被晒软了，踩上去黏鞋底。我们寻美海南这一行人，却偏要往这热浪深处去。车出海口，过琼山，弯弯绕绕的乡道两旁，椰子树也懒洋洋的，叶子耷拉着，绿得有些沉郁。此行的目的地，叫作咸来。

　　咸来这名字，初听有些硬邦邦的，不像个地名，倒像句简短的决心。车行四十余里，渐次抛开了市声，天地忽然开阔，也忽然寂静下来。蝉鸣是有的，一阵密，一阵疏，像是这天地间唯一不倦的诉说。待到看见一片村镇房舍，路边立着块朴素的牌子，写着“大致坡镇咸来村委会”，心里便晓得，是到了。我们这趟“寻美海南·探访海口红色地名”的旅程，脚底板才算真正踏到了实地。

　　咸来是块有分量的土地。这分量，不是地理上的，是沉淀在岁月里的。同行的本地同志老陈，是个话匣子，一路上便给我们絮絮地讲。他说，早在一九二六年，咸来的泥土里，就埋下了红色的种子——那时候，这里就有了党的支部。往后数，一九二七年，冯白驹带领队伍，就在咸来境内的罗球桥，伏击了国民党的军车。那一声枪响，脆生生的，划破了琼山沉默的天，是燎原的第一粒火星子。再往后，抗日的烽火，解放的硝烟，这片土地便再没有沉寂过。日军来过，国民党军也来过，“围剿”“清乡”，手段用尽。可这里的山丘、林木、村舍，乃至一草一木，仿佛都成了战士。老陈说，咸来一地，仅仅是记载在册的英烈就有200多名。此外，还有许许多多的无名英雄沉默在这片山丘土地上。

　　我们要去的头一处，是当年渡海作战的临时指挥所旧址。想象中的指挥所，总该有些不同。到了跟前，却只是两间极寻常的瓦房，矮矮地趴在绿荫里，墙是灰扑扑的，瓦楞上长着些短短的瓦松。若不是门口悬着一块小小的木牌，谁也看不出这里曾决定过千军万马的方向。

　　屋里迎出一位老人，姓李，名乾杰。老人家怕有七十多了，背微微佝着，脸庞清癯，一双眼却亮得很，不见多少浑浊。他原先是小学的教师，退休了，便守着这处旧址，有人来，他便讲。我们一进屋，他便不坐，就站在那幅泛黄的作战地图前，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像用粉笔写在黑板上。

　　“那年四月，天还带着凉气，”李老的手指点在地图蜿蜒的海岸线上，“咱们的大军，就在这后山村一带登陆。船是木船，夜里行，风浪大得哟……可同志们心里揣着一团火，知道岸上有自己人接应。”

　　他说的“自己人”，便是琼崖纵队的同志们。在这指挥所里，电台的滴答声仿佛还在耳畔，简陋的木桌上，似乎还摊着未画完的路线。李老讲起先锋营如何冲破防线，讲起当地百姓如何冒着炮火送饭送水，讲起两支部队终于在山坳里会师时，许多人抱着跳着，泪和汗混在一块，也分不清了。

　　“那是咸来的土地，头一回那么欢腾，”李老说到这里，停了停，望向窗外一片油绿的田，“以前的欢腾，是藏着掖着的；那一次的欢腾，是能喊出来，唱出来的。”

　　屋里静静的，只有老风扇嗡嗡地转。我们听着，仿佛那惊涛骇浪，那枪林弹雨，那震天的欢呼，都透过老人平静的讲述，一丝一丝渗到这闷热的午后空气里来了。

　　从指挥所出来，日头略略西斜，热力却未减几分。我们又去了在2015年被评为咸来红军小学的学校。校舍是新的，白墙红瓦，敞亮得很。最引人注目的是校门口立着一块大石，上面镌刻着“海口革命英烈红军小学”的名字。这名字，是一种称谓，也是一种嘱托。

　　正值暑假，校园里空荡荡的。却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约莫十一二岁的年纪，穿着特意改小了的、洗得发白的红军军装，脖系红领巾，早早地等在那里。见我们来，并不怯场，走上前，先端端正正敬了个礼。

　　女孩先开口，声音清亮亮的，像溪水洗过的鹅卵石：“欢迎各位老师。我们咸来，是琼崖革命‘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地方。”男孩接过去，讲起渡海作战的故事，哪里是先锋营登陆点，哪里是阻击战最激烈的地方，地名、人名、时间，竟都记得一字不差。

　　他们讲得认真，我们听得也认真。那身略显宽大的军装，那尚带稚气却绷得严肃的小脸，与这片土地上曾经战斗过的、倒下的身影，忽然有了一种奇妙的叠合。历史太沉重，孩子却轻盈，可正是这份轻盈的承接，让那份沉重有了流向未来的河床。他们便是这土地上新长出的苗，根须深深扎在几十年前的硝烟与热血里。

　　活动的最后一程，是去慰问一位老人。车子在村巷里又转了一阵，停在一处安静的小院前。院墙矮矮的，爬着些牵牛花，红色的三角梅，朝着太阳，开得正红。

　　老人名叫林芳武，九十七岁了。我们进屋时，他正靠在竹躺椅上，身上盖着一条薄薄的毯子。阳光透过窗格，在他身上切出明暗的条纹。他太老了，老得像一株褪尽了枝叶、只余下遒劲根干的古树，皮肤是深褐色的，紧贴着骨骼，宁静安详。

　　我们围着他，不敢大声说话。带队的同志俯身，在他耳边慢慢说，我们是来听革命故事的，是从海口来的。老人眼睛缓缓睁开，那眼睛是浑浊的，蒙着一层白翳，可当你望进去，又觉得那深处有什么东西，是清亮的，是穿越了近一个世纪烽烟而未熄灭的。

　　他耳朵背了，说话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吐，夹杂着浓重的乡音。“我……十二岁……就跟上队伍了。”他慢慢地说，手微微抬起来，比划了一下那时自己的身高，“不扛枪……送信，送吃的……也看伤员。”

　　他聪明机智，多次完成领导交给的情报任务，为根据地保存了革命力量。三年时间里，他与革命工作者共同学习挖地洞技术，成功掩护转移了二十多名战士，更巧妙地利用牛粪伪装运土车躲避日军的严密搜查。

　　有人问，怕不怕。他听了两遍，才听清，嘴角慢慢弯起来，露出几乎光秃的牙床：“怕……怎么不怕。鬼子来了，全村跑反，躲到山里去。夜里……冷得哟。”他停了很久，久到我们以为他睡着了，他却忽然又吐出几个字：“可恨哪……更恨。”听着这些前辈的事迹，我们仿佛置身于战火纷飞的年代。

　　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惊心动魄的细节。只是一个少年，在巨大的恐惧与恨意里，做着他能做的事。他讲不出什么大道理，只是反复说：“后来……好了。太平了。”

　　我们告辞出来，院子里阳光依旧很好，三角梅依旧红火。屋里那位九十七岁老人的话，却沉甸甸地压在我们每个人心上。他那句“太平了”，像一颗石子投入心湖，漾开的波纹，一圈圈，都是历史的回响。

　　归程路上，谁也没有多说话。车窗外，咸来的田野、树林、村舍，在夕照里染上一层暖暖的金红。来时觉得闷热难耐的暑气，此刻仿佛也沉静了下来，变成一种温暖的包裹。

　　我想起李老师在地图上的手势，想起红军小学孩子清脆的解说，更想起林芳武老人那句“太平了”。忽然便明白了咸来这片热土的另一层意味。当年英雄们流血牺牲换来如今的幸福安宁，便酿成了山河大地真正的底色。

　　回望咸来，它渐渐隐入苍茫的暮色里。但我知道，那两间旧瓦房，那所小学校，那个开满三角梅花的小院，连同那四百多座沉默的山丘，都已经被这夕照，镀成了一枚闪闪发光的印记，盖在我们这趟旅程的末尾，也盖在心上，轻易是抹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