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青

　　深耕《礼记》，登景泰甲戌科进士，丘濬凭借学术根基在明代礼制危机中迸发革新力量。面对程朱理学僵化导致的礼教藩篱疲态，他痛斥士子将《家礼》沦为“记诵之学”，更警示“读书不知行礼，犹农无耒耜”的实践断裂。

　　以礼登科重《家礼》

　　众所周知，《礼记》主要记载和论述先秦时期的礼制、礼仪和修身准则，内容涉及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等方面。

　　历代注解《礼记》的书籍可谓汗牛充栋，南宋朱熹曾编撰《家礼》并作序言：“三代之际，《礼经》备矣。然其存于今者，宫庐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节皆已不宜于世。”朱熹认为当时完备的《礼经》已经不合时宜，需根据时代要求对其进行改编，让普通人更好地学习与实践。《家礼》作为冠婚、丧祭礼仪的日常实践手册，随着朱子学的传播，对中国、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儒教礼仪的形成和普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永乐十三年（1415），朱熹《家礼》被编入《性理大全》，与《六经四书集注》一起颁行天下，受到后世学者的普遍推崇。景泰五年（1454），丘濬以《礼记》登科，高度评价《家礼》：“文公先生因温公《书仪》，参以程、张二家之说而为《家礼》一书，实万世人家通行之典也。”

　　礼学维新与融通

　　明代中期，程朱理学因教条僵化逐渐失去思想统治力，一度维系着华夏的“礼治共同体”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松动与挑战。科举制度下，士子仅以朱熹注疏为应试工具，导致礼学沦为“记诵之学”，与社会实践严重脱节。面对种种乱象，丘濬将朱熹《家礼》的正文和注释进行系统性改造和必要的删减，增补“馀注”与“考证”形成新体例，引入图像辅助阐释仪节，用简单的语言让学者“易晓而可行”。明宪宗成化十年（1474）二月，丘濬完成了八卷本《家礼仪节》的撰写。

　　丘濬的改造既延续了朱熹“礼仪社会化”的理想，又适应了明代中期社会治理的现实需求。正德《琼台志》卷七载：“（琼山）民性纯朴，俗敦礼义，尚文公家礼。冠丧祭礼多用之，始自进士吴锜及丘深庵著《家礼仪节》，故家士族益多化之，远及邻邑。”正是因为丘濬结合时代需求和地域特色的微调，使得家礼易懂可行，《家礼仪节》的影响力应该达到了丘濬的预期。在家乡岭南，“惟士夫执礼者，遵行丘文庄《仪节》，不用鼓乐，俗多行朝夕奠礼或作佛事，近时尤从简约”（嘉靖《徽州府志》卷五）；在朱熹过化之地南康，亦尊丘礼，“凡冠，具古《仪礼》、朱文公《家礼》、丘文庄《家礼仪节》甚备。南康士庶、大庾大夫家多习而行，南康行之尤习”（嘉靖《南安府志》卷十）。

　　日本辛岛宗宪在《倭板书籍考》中亦提到：“《文公家礼仪节》八卷。大明成化中，丘文庄于朱子《家礼》中增入仪节、考证、杂录。儒家礼法仪章遂蔚然详尽，文庄可谓有功于《家礼》矣。”

　　礼法相济慎刑宪

　　实际上，丘濬在大力提倡礼乐德治的同时，也极力强调“刑法”的惩戒作用，“礼乐者，政刑之本；政刑者，礼乐之辅”“刑罚立而后教化行”。丘濬通过《大学衍义补·慎刑宪》十四个专题构建的刑法思想体系，以儒家“德主刑辅”为基础，融合明代社会治理需求，形成兼具法律刚性约束与道德柔性引导的治理框架，至今仍有社会治理参考价值。

　　丘濬主张“明刑弼教”的本质是“以仁化人”，认为刑罚应作为道德教化的辅助手段，通过法律威慑防止民众因无知而触法。“夫伯夷，礼官也，所降者典而折民惟刑；皋陶，刑官也，所制者刑而教民祗德，可见有虞为治专以礼教为主而刑辟特以辅其所不及焉耳”。刑法与道德教化一样，都是要维护世道人心，在丘濬看来，“礼乐刑政，其致一也”。

　　丘濬提出“以民为本”的司法理念。“人君之刑赏，非一己之刑赏，乃上天之刑赏；非上天之刑赏，乃民心之刑赏也。是故赏一人也，必众心之所同喜；刑一人也，必众心之所同怒。民心之所同，即天意之所在也。”作为司法官员，首要的是具备“好生之德”，即尊重生命的价值、怜悯生命的痛苦。

　　丘濬强调司法公正，“听狱者，当于杀之中而求其生，求其生而不可得，然后杀之；有可生之路，则请以谳焉。”丘濬首创“失入罪重、失出罪轻”的司法追责机制，规定司法官若错判入罪按公罪论处，错判出罪则视为贪赃枉法，防止滥刑，约束司法权力。

　　“先王立法制刑莫不用中，中则无过无不及，可以常用而无弊，不过而严亦不及而宽，过而严则民有不堪而相率为伪以避罪，不及而宽则民无所畏而群聚竞起以犯罪。”丘濬的这一思想实为对朱熹“严本宽济”理念的实践转化，既继承儒家“刑期于无刑”的理想主义，又吸收法家“以刑去刑”的现实策略。这种平衡思维对明代“隆礼重法”的治理模式影响深远‌。‌

　　成化二十三年（1487），丘濬《大学衍义补》告成并《进表》；三日后，被晋升为礼部尚书并掌詹事府事。可见包括《慎刑宪》在内的《大学衍义补》获得朝廷的好评非同寻常。《慎刑宪》所确立的立法、司法原则对明清时期的立法和司法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学者芦德林茂（1695—1775）仿照编写了被誉为“东洋唯一的刑事法典”《无刑录》，可见丘濬的礼法思想在海外的影响。

　　礼法双管防未然

　　“礼、乐、政、刑四者，王道之治具也……人君以此四者以为治于天下。”丘濬打了个比方说，治理国家就像盖房子，礼、乐、政、刑是四根顶梁柱。丘濬强调社会治理中要‌礼法并重‌，同时也特别注重‌防患于未然‌。“所谓禁者，即是豫为法禁以制之于未然，虽无律之名而律之意已具于此矣。违乎禁则入于刑，入于刑则犯于法，犯于法则加以罚焉。”丘濬的意思是，礼的功能就是提前设好“警戒线”，让人自觉避开危险行为；‌法则是“急救药”‌，是事后惩罚，专门对付那些明知故犯的人。刑罚是“不得已的最后手段”，就像生病了才吃药，不能滥用。丘濬主张“先礼后法”，先用道德引导，管不住再用法律治理。“禁者戒之于未然，刑者治之于已然，先王之心惟恐民愚而误入于刑罚，故豫为明示法禁，使知有如是之罪必陷如是之刑，有如是之恶必丽如是之辟，明威立义，俾知不迷，防微遏萌，逆折其始，必不得已而后刑之。”禁令的作用是提前预防犯罪，刑罚的作用是事后惩治犯罪，统治者要“防微遏萌”。

　　丘濬的礼法思想体系，以“礼法相济、本末兼该”为核心，强调‌制度弹性、文化融合、预防为先‌的治理逻辑，为现代社会治理提供了历史智慧。

　　[作者系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重大项目“丘濬思想文化及传播研究”（24@ZH037）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