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波

　　元代作为中国历史上首个由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开启了多民族深度交往交流交融的全新格局。“寄寄老人”作为金元易代之际关中地区代表性黑陶匠人，以仿古礼器与陶塑为载体，将中原礼乐传统、草原游牧文化、江南审美意趣熔于一炉，其作品既是元代工艺高峰，也是民族融合的实物见证。

　　寄身乱世

　　“寄寄老人”（约1225—1300），为金末元初极具代表性的黑陶工艺大师，真实姓名无确切正史记载，学界据元代文人题跋及文物款识考证，其本姓陈，自号“寄寄老人”“寄寄翁”，亦有“长安脾地寄寄老人”之款识传世，后世多以“甄陶师”“研师”称之，是元代匠籍制度下，底层匠人凭绝世技艺名留后世的典型人物。

　　“寄寄老人”原籍南宋临安（今浙江杭州），出身江南民间制陶世家，自幼承袭家学，深谙江南细腻制陶之法。他生于南宋嘉定年间，彼时宋金对峙，北方战乱频仍，金哀宗天兴三年（1234年）金国覆灭，蒙元军队入主中原，南北局势剧烈动荡，青壮年流民北迁者不计其数。寄寄老人也在这一时期，自江南流徙，先后辗转晋南汾渭流域，最终定居关中长安（今陕西西安），自此以制陶为终身之业，长安也成为其艺术创作的核心之地。其自号“寄寄”，绝非随意取之，而是一生际遇的真实写照：一为身世之寄，乱世飘零，背井离乡，寄身于北方异乡，无有定所；二为心志之寄，摒弃世俗纷扰，寄情于陶土泥火，以仿古制器为精神寄托，尽显乱世匠人的孤高与坚守。

　　元代建立后，朝廷推行严苛的诸色户籍与匠籍世袭制度，将各类工匠编入专项户籍，世代承袭技艺，不得擅自脱籍改业，匠人身份低微，人身依附于官府与贵族。但元代大一统的格局，打破了南北地域与民族文化的壁垒，关中地区成为汉、蒙古、色目等多民族杂居之地，文化、技艺交流空前频繁，这为“寄寄老人”的艺术创作提供了独特土壤。他虽身处匠籍，却凭借精湛绝伦的仿古黑陶技艺，得到元代上层贵族与文人士大夫的赏识。元初著名文学家、史学家王恽在《秋涧集》中，专门撰文题赠寄寄老人，盛赞其所制陶砚“坚润精绝，堪比铜雀古瓦”；金末元初文坛名士段成己亦有诗文咏其陶艺，足见其在当时文坛与贵族圈层的声誉之隆。

　　寄寄老人一生专攻仿古黑陶礼器与实用陶具，创作恪守中原商周青铜礼器形制，同时融入北方游牧民族的审美与工艺特质，烧制器物涵盖鼎、簋、豆、尊、砚、人物俑等诸多品类，其作品底部多阴刻楷书“寄寄老人”款识，字体端庄规整，刀痕流畅自然，成为学界鉴定其作品的核心依据。目前存世带款真品仅四十余件，多出土于西安耿氏家族墓、河南渑池元墓等元代高等级贵族墓葬，海南省博物馆藏灰陶象尊、牛尊，更是其作品流传至今的孤实证物。

　　“寄寄老人”一生未入仕途，无正史传记记载，终老于长安，约元成宗大德年间（1297—1307）辞世，享年约七十五岁。他以一介底层匠人之身，亲历金元易代的乱世风云，见证南北文化与多民族文化的深度交融，将一生心力倾注于泥火之间，其作品既是元代制陶工艺的巅峰，更是多民族文化互鉴共生的实物见证，在中国古代陶瓷工艺史与民族文化交流史上，均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海南省博物馆所藏两件“寄寄老人”款灰陶珍品，2008年自丹麦追索回归，2012年入藏，是南方地区仅见的完整带款组合，为研究元代民族融合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合流工艺

　　存世的“寄寄老人”款黑陶制品多以泥质灰黑陶为胎，通体不施釉彩，采用渗碳磨光工艺，不施釉而呈玄色莹润质感，是中原制陶传统与北方游牧民族烧造技术结合的典范。

　　寄寄老人的作品原料，选用关中地区细腻黏土，经淘洗、揉炼、陈腐，胎质坚密纯净，承袭龙山文化黑陶与商周灰陶的中原技术脉络。

　　烧制环节，采用低温渗碳，以马粪为燃料产生浓烟，使碳粒渗入胎体形成乌黑表层，再经反复打磨，呈现“黑如漆、明如镜、坚如石”的效果。

　　寄寄老人的器物成型以模制结合手工精塑，大件礼器分段模制、拼接无痕，细节处刀刻利落，兼具中原礼器的规整性与草原雕塑的粗犷张力。这种技术互补，正是元代多民族制陶技艺互通的直接体现，也让黑陶从民间日用上升为兼具礼仪性与艺术性的融合型器物。

　　海南省博物馆馆藏元代灰陶象尊、元代灰陶牛尊以写实手法塑造瑞兽形象，既承载中原象耕礼祭、牛祀社稷的礼乐内涵，又暗含蒙古民族对牲畜的尊崇与自然崇拜。器物周身饰简洁革带纹，简化了中原青铜器的繁复纹饰，融入草原游牧器物的装饰语言，体现去繁就简、兼容并蓄的融合审美。这种创作逻辑，正是元代统治者推行“各依本俗”政策，多民族信仰、习俗和谐共存的艺术表达。

　　元代灰陶象尊、元代灰陶牛尊两件国宝，不仅是流失回归的民族瑰宝，更是一把钥匙，打开了理解元代民族融合的物质文化之门。它们证明：元代的文化整合并非单向同化，而是各民族文化在坚守自身根脉的基础上互鉴共生，最终汇聚为更具包容性的中华文明。

　　款识交融

　　寄寄老人款识作品多以楷书阴刻“寄寄老人”款，字体端庄流畅，承袭中原书法传统，以固定款识确立个人品牌，体现汉族匠人对工艺署名传统的坚守。在多民族共居的元代，匠人以汉字款识标识作品，本身就是文化认同的体现，也说明汉文化在工艺领域的主流地位未因朝代更迭而中断。其作为海外追索回归文物，其跨地域、跨国界的流转历程，进一步证明元代多民族文化共同体具有强大凝聚力与辐射力，也彰显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连续性与包容性。

　　寄寄老人以一介民间工匠之身，在金元乱世中坚守陶艺初心，以“寄寄”之怀，将人生际遇、时代风云、文化信仰熔铸于玄色陶土之中，造就了“粹然含金玉之质”的黑陶艺术，成为元代工艺史上的孤标高士。

　　寄寄老人的黑陶艺术并非简单技艺叠加，而是中原礼乐传统、蒙古游牧文化、南北地域审美的深度熔铸，泥火虽微，可铸大器，族群各异，共铸中华。

　　（作者系海南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