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惟耀

　　近代以来，海南走出不少教育家、学者、侨领和社会活动家。然而，在海南近代文化史上，还有一位学者长期鲜为人知。他没有留下鸿篇巨制，却较早把目光投向海南民间信仰、神话传说、民歌和民间故事，为今天研究海南民俗文化留下了一批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他名叫黄有琚，海南文昌人，是近代较早运用现代民俗学方法研究海南民俗文化的学者。

　　走上民俗研究之路

　　现存资料显示，黄有琚1933年毕业于国立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后来，旅居南越的他因毕业证书遗失，曾申请补发毕业证明。这不仅再次确认了他的学历，也为我们留下了他当时旅居南越的重要线索。

　　目前所见资料中，黄有琚先后发表《水尾婆与文昌从前的“社会”》《雷公的形像》《一位平民的行吟女诗人——嬛月的口传诗》《文昌民歌拾零》《呆丈夫的故事》《家塾的秀才先生》《文昌民间的医药学》等文章，内容涉及民间信仰、神话、民歌、口头文学、民间故事及民间医药等多个方面。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民俗学逐渐兴起。越来越多青年学者开始走出书斋，把目光投向民间，神话、传说、歌谣、风俗等长期流传于乡土社会的文化内容，也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对象。

　　1929年，《民俗》第67期刊载了顾颉刚先生的《泉州民间传说序》、黄有琚整理的文昌民间故事《呆丈夫的故事》《家塾的秀才先生》。当时，顾颉刚正在国立中山大学任教并积极倡导民俗学研究，黄有琚也在该校求学。从时间和学术背景来看，黄有琚关于海南民俗的研究，很可能受到顾颉刚及当时民俗学研究风气的影响。

　　他希望把这些长期依靠口耳相传延续下来的乡土文化记录下来，使其由口头传播转化为文字记载，为后人保存一份属于海南民间社会的文化记忆。

　　“水尾婆”与文昌社会

　　黄有琚留下的民俗著述中，《水尾婆与文昌从前的“社会”》无疑最具代表性。这也是目前所见资料中，最早发表于学术刊物、专门研究水尾圣娘信俗的文章之一。

　　近年来，关于水尾圣娘信俗的研究也进一步论及黄有琚这篇文章。琼台师范学院郑翔鹏先生在《海南人南天水尾圣娘信仰研究》一文中指出：“近代百年来最早将水尾圣娘信仰带进学术领域的是黄有琚于1929年在《民俗》周刊发表的《水尾婆与文昌从前的‘社会’》一文。”认为该文“对于了解当代的水尾圣娘信仰情形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

　　据了解，水尾圣娘信俗起源于文昌，后逐渐传播至海南各地，并随着海南移民远播东南亚，成为海南最具代表性的地方信俗之一。围绕水尾圣娘形成了大量民间传说，如点化渔民潘敏理知恩图报、梦中启示张岳崧等故事，反映出这一信俗早已深深融入海南民众的日常生活。

　　不过，黄有琚并没有把文章写成一篇介绍神话传说的作品。从《水尾婆与文昌从前的“社会”》这一题目不难看出，其中的“社会”二字，正是全文的点睛之笔。黄有琚真正关心的，并不是水尾婆神话本身，而是希望透过这一地方信俗，观察文昌传统社会的文化面貌。

　　文章中，他不仅介绍了水尾婆信俗的形成与流传，还详细记述了祭祀活动、军坡习俗等内容，试图说明一项地方信俗如何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乡村社会。这种写法，与传统地方掌故或神异传说已有明显不同，更接近近代民俗学观察地方社会的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黄有琚并未简单将水尾婆信俗视为“迷信”，而是引用顾颉刚关于朝山进香的论述：“朝山进香，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决不是可以用迷信二字一笔抹煞的。”借此说明，民间信俗是理解地方社会和民众生活的重要材料，应当以客观的态度加以考察。

　　黄有琚还引用容肇祖先生关于妙峰山进香的研究，将文昌水尾婆信俗置于当时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发展背景下进行讨论。

　　容肇祖是我国著名民俗学家。1925年，他曾参与北京大学组织的妙峰山进香调查，被认为开创了中国现代民俗调查的先河。

　　黄有琚还特别说明，希望以“真诚的客观态度”介绍地方民俗，供研究者参考；对于未经亲自调查的内容，则坦言“不敢凭空捏造”。文末，他又希望读者能够对文中提出的问题继续研究、批评指正，以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获得更多关于文昌民俗的调查与记录。这种尊重调查、鼓励讨论、强调客观记录的治学态度，不仅体现了近代民俗学的研究精神，也使得《水尾婆与文昌从前的“社会”》成为研究海南民间信俗和传统社会的重要文献。

　　记录海南乡土文化

　　如果说《水尾婆与文昌从前的“社会”》记录的是海南的民间信仰，那么黄有琚的另一批文章，则把目光投向了海南丰富的口头文学和乡土文化。

　　其中，《一位平民的行吟女诗人——嬛月的口传诗》尤具特色。嬛月并非见于史籍的文人，而是一位生活于民间、作品长期依靠口耳相传保存下来的女诗人。黄有琚不仅记录了她的生平传说，还整理了她的部分诗作，使这些原本散落于民间的口头文学进入现代学术刊物，为研究海南民间文学留下了珍贵资料。

　　黄有琚还发表了《文昌民歌拾零》《琼崖歌谣二首》等与海南民谣相关的作品，为研究海南民歌和民间文学留下了珍贵资料。

　　此外，黄有琚还整理发表了《呆丈夫的故事》《家塾的秀才先生》等民间故事，以及《雷公的形像》等文章。这些作品虽然篇幅不长，却保存了二十世纪初海南乡间广泛流传的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为今天了解近代海南民间文化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这些文章题材虽各不相同，却都源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

　　从水尾婆信俗到文昌民歌，从嬛月口传诗到乡间故事，黄有琚始终关注普通百姓创造并世代流传的乡土文化。今天看来，这些散见于民国刊物中的文字，不仅保存了一批珍贵的民俗资料，也记录了近百年前海南乡村社会，特别是文昌地区的文化面貌。

　　留存于旧刊中的文化记忆

　　除了民俗研究之外，黄有琚还关注文化理论问题，曾在《现代史学》发表《评朱谦之的文化哲学》《珠江流域文化与中国民族复兴》等文章。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广东文化界围绕岭南文化、中国文化及民族文化建设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现代史学》便是当时重要的学术刊物之一，也是广东文化界交流思想、探讨文化问题的重要平台。黄有琚能够在该刊发表多篇文章，说明他的学术兴趣并不限于地方民俗，而是开始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文化领域。

　　毕业后，他又与黄允平共同编辑《珊瑚月刊》，并为创刊号撰写发刊词《写在前面》。《珊瑚月刊》还刊载了他所作《烈妇符氏墓志铭》，这是黄有琚采用文言文写成的作品。

　　《烈妇符氏墓志铭》中称黄得范为族兄，而现有资料显示，黄得范是文昌文教镇龙塔村人，曾任国立中山大学助教、文昌中学校长。这一记载，也为进一步考证黄有琚的家族背景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由于史料零散，黄有琚后来的经历已难完整勾勒。今天，人们能够了解黄有琚的生平与学术活动，主要仍依赖散见于民国刊物中的一篇篇文章，以及保存至今的毕业证明等档案。

　　黄有琚留下的这些文字，记录的不只是民俗，更是近百年前海南普通百姓的生活与精神世界。透过这些文字，今人依然能窥见近百年前海南民间社会的真实面貌。

　　（本文写作参考了《国立中山大学民俗周刊》《现代史学》《珊瑚月刊》等资料）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云惟耀提供